2014年5月23日中午，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22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副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做了题为“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段京肃教授主持，郑欣教授、张红军教授、胡翼青副教授、朱丽丽副教授、李明老师、付晓燕老师、黄佳副研究员、袁光锋助理研究员，和七十多名来自院内外的硕博研究生们参加了这次讲座和讨论。
在报告开始前，刘海龙副教授介绍了自己的论文之惑，一般意义上学界更关注言论自由、新闻专业主义、新闻法等方面的研究，他喜欢逆向思考，于是就关注起上述领域的反面即宣传研究。他观察到公众对宣传话语的普遍厌恶情绪但是对宣传实践却并不反感，在微观日常行为中宣传可能带有欺骗色彩，但在宏观社会层面广告、公关等宣传手段却并没有被人怀疑是不道德的，这让他不禁思考宣传在社会层面究竟是如何正当化的、中国走出宣传国家了么？刘海龙副教授选择了以小视角来看大问题，从正当化切入宣传话语的剖析，进一步追问超越革命史甚至民族国家史的观念史是否可能？他从“一般的‘宣传’的观念在什么语境下产生？中国的宣传观念如何产生及发展？宣传的支持者如何使其正当化？宣传是否会消失？”这四个问题出发开展自己的研究。
通过给大家展示孙中山、梁实秋、梁士纯、潘光旦、毛泽东等人20世纪的宣传话语以及赵启正、白岩松在新世纪对于宣传的见解，刘海龙副教授发现关于宣传有两种知识存在着，一是宣传技术的知识，一是将宣传正当化的知识。在确定好宣传的外延后他给宣传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并整理出宣传的四个层次。在对比“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后，他从作为线索和社会实在的词语入手去分析“谁在说话”，发现宣传的话语存在日常话语、操作话语、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四个层次，而话语本身又具有文本维度、话语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在对20世纪西方宣传观念和中国宣传观念分别进行回溯后，宣传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治理术观念的一部分。从牧领治理到人口治理存在着两种宣传技术：“一体化”宣传术与“社会科学”的宣传术，前者以塑造理想的个体为目标，后者以输出理想的大众行动为目标。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体化”的宣传观念和模式逐渐被“社会科学”的宣传观念和宣传模式所代替。现代宣传是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是否能在传播效率（或社会团结）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最后，刘海龙副教授总结了研究的得失并诚恳地请教大家给予批评建议。
郑欣教授对刘海龙副教授一大早与时间赛跑、不辞劳苦地来到418教室做报告表示感谢，他表示自己对宣传研究完全是外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是“公众对宣传的普遍恶感”这样一种价值倾向有无可能影响到自身的研究立场？二是相比起将西方话语引入中国语境下去考察宣传的词源、观念这一块，如何看待宣传的体制、实践、控制及其转型这些方面的研究？刘海龙副教授坦言问题很有针对性，首先他表示在学术研究中装作没有价值倾向不太可能，但是会控制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自己不仅只是去感受宣传令人生恶的那一面，更要深入进去探究其正当化的建构，像做思想史一样去扮演很多角色，这个非常强调还原能力，细节、史实掌握得越多就越客观，在资料的丰富中是会不断地对自己的立场进行纠偏的。其次，宣传话语的体制、实践很重要，但是在这些关于宣传行为的研究之前，要有一个场地清扫的工作，厘清概念避免后面使用混乱方能进去，自己只是开个头做了些基础性工作，邀请感兴趣者来进入这块研究领域，下一步将要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宣传转型研究将会涉及到上述领域。
朱丽丽副教授请教，教化与宣传的之间关系做何理解？文中提及受众的被操纵、被压迫是否跟儒家文化传统对宣传的接受度有关系？比如潘忠党教授曾举例谈到同一个问题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在结论上不太一样，他发现这跟儒家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国人在黑纸白字的东西面前比较有压力，容易往正面方向去填写作答，但是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在资料获取上就要深入得多，受众对待宣传话语的行动策略如果你来研究会怎么入手？刘海龙副教授表示，宣传和现代性有关，而儒家文化传统只是以一种渐进式的、缓慢的方式发挥作用，更多地类似于一种教化。宣传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高效机制的短期行为，教化则是个累积的渗透过程，两者间的结合值得讨论。至于第二问，这一块领域水很深，暂时还没涉入，一般来说宣传即是一个制造宣传受众的过程，政治精英在引入宣传观念的同时也在改造着国民，但是国民态度以及如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反抗”那样的行动策略很难去调查，我们往往用现在的方式去建构历史，其真实性程度如何值得怀疑，但就个人旨趣来说，今后还是应该从宏观走向微观，多一些对于宣传话语受众的行动研究。
李明老师指出，很多宣传跟意识形态相通，文中对于宣传的定义有点阿尔都塞的意味，怎么将其跟意识形态撇开？刘海龙副教授表示两者有外延重叠的地方，意识形态更抽象、更一般、更多的基于一种理念认同，而宣传是一种短期行为、有明确操作者、对某个阶层有利，两者不能人为分开。
王辰瑶副教授认为宣传可以理解成有权人依据信念去改造别人，那公众反感宣传的原因是什么？宣传手段具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论据中走进讨厌它的那个部分，有无发现什么人基于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方式欺骗到什么程度公众是可以接受的？宣传者的策略性技巧我们并不反对，但宣传伦理是可以去探讨的。刘海龙副教授表示，一直存在着一个多声部的反宣传话语，它们会去攻击宣传，但两者最好相互碰撞去平衡。宣传手段被公众接受靠的不是欺骗，而是有没有好处。在伦理上过往宣传手段把公众看成未成年人、非理性人，并通过宣传达到最大化目的，但公众处于低等位置，这跟民主精神是违背的。此外，自己并不太区分宣传的好与坏，因为这涉及权力、民主和自由问题，理论上完全可行但实践中很难操作，唯一可接受的是它们所带来的利益，比如防火宣传、交通安全宣传、非常时期的战时宣传，对公众来说显然是有益的。（段京肃教授补充道，宣传其实可被视为一种信息的有效到达方式，如防火、防恐等方面的许多常识一般情况下很难有效到达公众，因为其它方式可能无效，结果只能采用宣传。）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陶赋雯老师表示自己在高校宣传教育部门工作，发现内宣永远都是保持党性第一，但外宣采取草根性表达，效果会比较好，请问怎么看？刘海龙副教授表示，宣传技术自己没有太多研究，这种情况可以算作是新宣传批判的一部分。传统宣传高高在上，新宣传接近受众并提供数据来说服，比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再如从高大全的典型报道到心灵鸡汤式的感动中国，它通过讲故事实现平等交流以达到有效说服。2010级广告专业本科生张婧妍请教，公文中的套话一直以低效率形象示人，它怎么就和宣传这种高效的手段结合起来了？刘海龙副教授回应道，宣传中西方都有，这种套话更多起一种仪式象征作用，必须说点什么，其实是表达对话语体系的一种服从。要看到不同话语背后的价值观，其实它有效率只是体现在其它方面。
我院2013级博士生翟光勇表示，“牧羊人的困境”这一总结跟前11章的写作基调有点不一致，宣传研究是否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宣传？这有无自身的个人话语策略在里面？另既然强调宣传的受众是“非理性大众”，这接受了一个预设前提即从心理上去看它是一种本能，既然非理性是本能在不同情景下它应该有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可现实中的受众是不稳定的，这是否说明外在环境影响了它以及本能范式的不可靠，如果“非理性大众”是一种话语策略，那又是谁在定义非理性？刘海龙副教授对此予以回应，宣传研究被利用成为了一种新的宣传，这是自己不能阻止的事，如果考虑太多的话这个研究根本没法做到今天。至于“非理性大众”的发现，各个学派都在争论没有定言，只是说“非理性”在什么背景下出现，有了这个前提宣传才成为可能，论文讨论宣传话语本身而不是公众，研究的目标是那些宣传者怎么看“非理性大众”。
段京肃教授进行了总结点评，刘海龙副教授的宣传研究虽然是从宏观视角出发但是做的很扎实，与平时看到的那种强调中国重大前沿问题的空洞宏观研究有显著不同，而且新书在博士伦文的基础上做了很多修正，无论是在问题的聚焦、思考角度、立论点的切入、材料的选择和运用，都看得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研究，许多观点也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共鸣，由于刘海龙副教授讲得非常精彩，自己也成功地扮演了一次司仪的角色。最后在大家的掌声中本期学术午餐会圆满结束。（文/张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