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9日中午，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20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做了题为“新闻史研究心得——以《蜜蜂华报》研究为例”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陈玉申教授主持，郑欣教授、王辰瑶副教授、胡翼青副教授、朱丽丽副教授、王蕾副教授、胡菡菡老师、李明老师、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刘宪阁教授，和八十多名来自院内外的硕博研究生们参加了这次讲座和讨论。
在报告开始前，程教授谈到了自己和南大的渊源，并表示此次讲座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她在翻箱倒柜找博士论文时回想起了许多当年论文生产时的场景和感 受，非常愿意和年轻学子分享自己的新闻史研究心得。程教授从回答“为什么要研究《蜜蜂华报》而不是别的报纸？”为由头，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缘起，这里面既有导师方汉奇老先生的钦点和期许，也有自己补白新闻史研究的志向和抱负。选题确定后遭到了很多人的不解，在资料搜集中也遇到过不少麻烦，写作过程中曾因领域 较新而无法和同行交流，幸好在导师支持与鼓励下才最终坚持完了这一论文生产过程。
程教授介绍了《蜜蜂华报》的创办背景，在澳葡萄牙人与中国(明清)政府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天朝”而言，他们是“外夷”，对“外夷”而言，他们又是“内附之夷”，且为“有功之夷”。正因如此，他们能享受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优待和无法获得的部分 权力。而上述部分权力的获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舆论权力的部分获取。清政府没有计较在澳创办一份属于葡萄牙人自己的葡文报纸。此外，澳门当时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东西方世界两大系统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相互碰撞与整合的结果不可避免烙在它的身上。正是19世纪20年代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澳门的立宪民主运动，才会有《蜜蜂华报》的面世。
程教授还对《蜜蜂华报》以标题形式出现的约48种文类分别进行量化统计，上述文体分为新闻类文体和非新闻类文体。从所占篇幅比重上看，新闻类文稿约占30%，非新闻类文稿约占70%。 就内容而言，它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缺乏新闻性，内容混杂，观点不一，商业信息少，较少报道中国消息。据此，基于该报庞大而有份量的政治性内容和非新闻类文体的所占比重，程教授认为《蜜蜂华报》是一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政治报纸，它是澳门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的喉舌，是立宪派与保守派斗争的舆论工 具。除此之外，她还对《蜜蜂华报》作为一种传播媒体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探讨，它的传播渠道主要通过水路（海上通道）与陆路（内地至澳门陆路传播，澳门本地陆路传播）两种，普遍存在着传播速度慢、信息失真率高、很少顾及读者的“接受心理”等传播弊端。
在此基础上，程教授对有关近代报业起源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有研究者认为最早出现的在华外报，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宗教。她表示应当 承认早期来华的外国人大都负有传教的使命，并且他们也创办过这类报纸。但凡事都有例外，《蜜蜂华报》这个“中国近代第一报”，就不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创办的。它的目的不是传扬宗教，而是进行政治宣传；它不是宗教报纸，而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政治报纸。她充分肯定了《蜜蜂华报》的历史地位 及影响，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比如鸦片贸易）的报纸，它的创**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对洋人办报有“示范作用”。
报告结束后进入了现场讨论环节。陈玉申教授率先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蜜蜂华报》在新闻史研究上长期被漠视，但程老师克服语言障碍、资料不全等困难硬是啃 下了这块硬骨头，令人钦佩。史学研究立足于实证，要求真更要求解，我们现在有些史学教科书之所以看不下去就是因为原始资料文献掌握不足引起的，只有粗线条的流水账而无细节性的历史信息，而作为一项开创性研究，程教授在史料挖掘上实证性突出，避免了上述弊端。但近年来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了以新史学为代表的 西方后代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传统实证研究方法有多大生命力，我们应如何看待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如何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都是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
胡菡菡老师表示自己以前在上学时对于新闻史课程并不感冒，但做研究后才发现史学的重要性，她请教我们该如何在研究中借鉴史学的观点和方法？程教授回应，史 学构成一个学科最基础的支撑，历史观也构成了一个人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问题都可以从历史性视角考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有怎样的一个演变趋势？采用历史视角去看问题，会更理性而不是随大流，比如在追逐研究热点的时候搞历史的反而要沉浸下来，要去发掘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并建立 起联系。
郑欣教授表示对程教授自学葡萄牙文的经历感到特别敬服，并就新闻教育实践出发，请教一下学生在多学一门语言和少看一部韩剧之间的距离？程教授表示这是一个 极富哲理性的问题，主要还是跟兴趣有关系。她以自己儿子为例，谈到要参加哪些考试都是他自己做主，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做研究亦是如此。自己非常感谢导师的宽容，而且在教学中也注重启发学生的兴趣做研究，不然学生就去看韩剧或是美剧了。
朱丽丽副教授表示研究前朝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于当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上下的新闻史研究学界有何进展？程教授回应称，当下的新闻史研究必须晾一晾，等一段时间再做，新媒介技术史倒是有些研究。其实做新闻史研究的队伍整体上仍然不够庞大，像港台包括海外的做我国当代新 闻史的很少。自己觉得新闻史研究首先属于历史研究，一定不要画地为牢，要跨学科交流，看看同一段历史大家是怎么去研究的，千万不可为强调自身的主体性而封闭学科边界。历史是所有学科当中最具综合性的，以前是政治史、战争史的天下，现在社会史、文化史开始盛行，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刘宪阁教授表示，同样一个选题，做新闻史的觉得找不到多少材料而搞党史的可能就会觉得材料很多，这是因为不同学科审视方式不一样，看 问题角度不一。史学研究最终要回到人上面，从人出发去把握研究对象，比如以前的研究不把高层人物当普通人去理解，忽略他们的喜怒哀乐，历史如此现实也一样。余英时曾说过，学历史不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而是懂得人性。（陈玉申教授补充道，更具体来说是人性的复杂性）历史研究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对史学传 统的一次创新，肯定了历史过程的偶然性以及人物的主体性。
胡翼青副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的两派之争其实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以方汉奇先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观强调人和物的客观存在，而以黄旦为代表的建构主 义史学观强调人和物的功能和意义，两者交集不多。李凯尔特曾说过历史是独一无二的，为了认识这种独一无二必须搭脚手架，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大数据去挖历史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穷经皓首翻遍材料也不一定能做出来的，但需要注意无论哪种方法都只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院2013级博士生翟光勇表示自己从事了四年的新闻史教学，发现在讲建国前的新闻史意气风发，学生也很爱听，但建国后的新闻史讲着就有些底气不足，学生也没兴趣，请问该如何调和这种矛盾？陈玉申教授因为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表示建国后的新闻史 我们无可奈何，许多资料尚未开放，只能在一个很薄弱的基础上做些小打小闹的工作，但即便如此，除了许多我们因为种种条件无法展开去做的研究外，也还有很多领域值得去深挖，比如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审查和微观抗争，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至于建国前的新闻史，关键还是研究的深化，多做个案研究的积累，注重在史料挖 掘中进行细节呈现，比如教科书中对于我们民国新闻史的报纸介绍就不够完整，那时的新闻源多来自外国通讯社，报纸的全国通讯网未能建立起来，我们的新闻生产其实是被支配的，这些事实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会有新的启发。
陈玉申教授最后进行了总结陈词，并表示像今天这样思想碰撞、观点交流的新闻史专场以后还应该多搞几场。最后，在大家的掌声中本期学术午餐会圆满结束。（文/张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