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又一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诞生的故事

2023年12月,第十一届(2022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的遴选结果揭晓。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论文《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载于《当代传播》2022年第1期)、潘祥辉教授论文《使于四方:先秦“行人”的媒介属性及传播功能》(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荣获2022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袁光锋教授论文《定义“群众”:<乌合之众>在中国传播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荣获《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度优秀论文(视同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


两年间,我院共有七位教师入选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2022年的评选中,我院王辰瑶教授的论文《“新闻真实”为什么重要?——重思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古老的新问题”》、林羽丰老师的论文《网上的“当事人发声”究竟是什么?——基于对媒体X当事人栏目组的田野调查》荣获2021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郑欣教授的论文《走出内眷化:基于学科影响、边界与范式的反思和探索——以农民工议题的传播学研究为例》、孙信茹教授的论文《作为记忆的地点——数码时代中社交媒体与地点互构研究》荣获《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度优秀论文(视同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获奖论文主题多样,内容充实。每一篇论文背后都是作者思想火花的迸发。


“南大新传”聚焦今年获奖三位教师的论文内容以及他们写作背后的故事记录一篇好论文是如何诞生的。在新年之际,老师们也结合自己的经历,给予同学们宝贵的论文写作锦囊,希望同学们有所收获。


杜骏飞

信息传播,应以促进社会公平、人类和平发展为目的


杜骏飞教授



杜骏飞教授《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一文中,关注新闻公正性的作用,提出新闻的公正不仅是属于新闻业的公正,还是社会的公正。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新闻人本主义是使新闻公正发挥作用的方式。


“公正”一词区别于“正义”“公”字的强调更加符合中国政治语境的规范性,也能够保证汉语意涵的完整度。新闻的公正性,常常在写新闻的过程中被关注,其实它有更巨大的作用。


杜骏飞教授认为,如果促发公共生活的新闻生产需要一个价值导向,那它应该是人本精神,即以人与社会的福祉来体现新闻正义。


在这篇论文中,杜骏飞教授对关于新闻公正性的三个本源问题进行讨论:新闻如何在社会实践层面实现正义精神?新闻伦理系统能被正义原则所替代吗?以及当新闻业逐步遭受信息产业的侵蚀,甚至逐步汇入信息业时,正义或公正的理论是否仍然有效?


新闻公正是社会的,新闻作为社会系统的要件时,新闻的公正或正义才是完整的。今天,新闻传播的社交媒体化、传播媒介的自媒体化、内容生产的公民化、以及聚合新闻分发平台的个性化,这四种潮流交相震荡,已逐步使新闻业成为社会信息业的子集。因此,新闻业中有助于实现公正治理、建设公正社会的传播,才更有理由被称之为公正传播。


对于第二个问题,杜骏飞教授提出,在本质上,新闻伦理与社会正义原则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互嵌”。对于一个良善的社会系统而言,社会公正必然要求信息传播行为的公正,包括信息产业的正当、新闻业的专业,以及传播者的合乎伦理,如此,才可能自称为公正或正义。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社会福祉是终极的真理,作为人本主义新闻学的纲领,人的幸福才是一切传播变革的目标。


为了让新闻的公正性在社会中发挥最大作用,杜骏飞教授提出了需要让新闻为了人、属于人、回到人的做法。让新闻回到社会整体的方法,正是人本精神。“我所理解的人本主义,其观念不仅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人的自我实现,它也是一种‘彻底的人本主义’,是‘人类科学和理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也包含彻底的实践精神,并‘体现在人类一切活动和生活各个领域’。”


人本主义的新闻致力于尊重人、保护人、发展人、实现人,以此来建设理想社会和良好的治理。新闻中的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在文本表现上则为受到充分尊重的每一个人。


论文给出人本主义何以作为新闻公正回归社会的方法,指出只有使新闻回归到“人”,转向公共领域的总体,在总体性叙事之中,新闻才能获得完整的公正。


潘祥辉


做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


潘祥辉教授


研究缘起:


潘祥辉教授的《使于四方:先秦“行人”的媒介属性及传播功能》对先秦“行人”的媒介属性及传播功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阐释。先秦“行人”不是今天所讲的走路的人,而是一种职官,后来成为“使者”的泛称。这一称谓和职业对于现代人是比较陌生的。对“行人”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文学、史学领域,这篇论文首次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研究“行人”。潘祥辉教授在这篇论文中从先秦“行人”的内涵、传播职能的演变、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行人”的媒介属性及其“信使”功能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论述,把这一中国古代特色的“媒介人物”及媒介制度呈现在大家面前,以深化对于先秦传播现象和传播制度的认识。


为什么会想到研究“行人”?潘祥辉教授这几年一直在做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媒介人物”研究。他研究过中国上古的“圣人”,也研究过“瞽矇”,对于“行人”的研究是续编,这些名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媒介人物”。所谓“媒介人物”即专门从事沟通交流或信息传递的人。在中国古代,“媒介人物”的种类多,分工细,这在《周礼》中有详细的记载。潘教授发现,以往传播史的研究不大注意这些媒介人物。传播学界研究“媒介”,受到西方观念及现代媒介观念的影响指的基本上是“物”。但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媒介”是人而不是物。这些人有专门的称谓,也是王官制度中的一种职官,因为材料较少,或者变化太大,学界往往不去研究或无从研究。潘祥辉教授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推进对中国古代媒介人物的研究,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存在。


因此,该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把“行人”作为一种媒介人物,纳入到媒介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视域中来。论文围绕“行人”的“信使职能”进行了梳理和挖掘,呈现了其变与不变。在潘祥辉教授看来,“行人”既是先秦的外交与礼宾官员,也是使于四方的信使。是通命达旨的“喉舌”,也是君王“知天下事”的耳目,其媒介属性十分明显。作为媒介人物,行人承担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沟通诸侯等传播职能。在长期的政治沟通与交往实践中,“行人”也形成了自身的职业与传播伦理,表现为对忠信、礼仪和辞令的追求。尽管战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古代中国特色的媒介实践和制度遗产,先秦“行人”对后世的职官制度、邦交思想、采诗实践及文章体式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该篇论文对“行人的名称和内涵也提出了新的解释。潘祥辉教授认为“行人”之义有“行走”和“行礼”双重内涵,其最为重要的媒介角色不仅在于他是“行走的信使”,更在于他是礼法的施行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理解“行人”,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研究故事:


研究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论文材料搜集和构思都花费了潘祥辉教授很长时间。从与自己的研究生王炜艺合作完成初稿写作、到后来自己又基本重写和多次修改,整个写作过程非常艰苦。潘教授回忆,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当年的十一长假哪也没去,一直打磨稿子。


潘祥辉教授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能够跻身获奖队列。这篇论文虽写得仓促,但胜在完整。而一篇篇幅约有25000字的论文得以全文照发,他认为这也要感谢《西北师大学报》的王兆璟主编的宽容与信任。


立足现在:


谈到现在的研究方向,潘祥辉教授表示自己会继续对中国古代的媒介人物进行研究,系统梳理不同的媒介人物的职能及其演变。中国的职官制度十分丰富,也十分早熟,先秦的“媒介人物”极具有中国特色,研究“媒介人物”就是在做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另外,先秦传播史及传播思想史也是潘教授感兴趣的领域,这些研究有点有面,其实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目前学界对先秦传播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一领域的研究门槛也相对较高,潘祥辉教授表示自己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开拓。


放眼未来:


关于论文的选题,潘祥辉教授建议,选题一是要有问题意识,提出一个好的有价值的问题;二是要有本土意识,这个问题最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真问题;是要有比较意识,能够把这个问题放到古今中外的坐标中来呈现;四是要见微知著,从一个小而具体的问题入手,呈现大视野和纵深感。


在写作上,他认为要尽量避免太抽象、太玄乎的表达,理论包装不可过度,艰深晦涩不是好的新闻传播学论文。论文要让人看得懂,才能记得住。因此,好的论文写作一定是条理清晰、表达明晰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新意。潘祥辉教授说,做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的程度,决定了一篇论文的价值。


袁光锋

讲好《乌合之众》在中国的传播故事


袁光锋教授


研究缘起:


对于乌合之众》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袁光锋教授的思考从2019年便已开始。展开研究的契机,一方面来源于读博期间,袁光锋教授曾经做过话语研究与概念史研究,这让他想要从知识社会学领域探讨《乌合之众》这一套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近几年的情感研究让袁教授越发关注人们情感观念的变化,在追溯情感观念变化的过程中关注到了《乌合之众》对中国群众的影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议题在网络上经常引起情绪化的讨论与传播,《乌合之众》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络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袁光锋教授就此产生了好奇——《乌合之众》对中国知识界理解群众现象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当代知识生产中《乌合之众》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2020年3月与研究生同学交流后,袁光锋教授正式开始了研究。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袁光锋教授有了新的发现与思路。最初袁教授想要着眼于当代社会情境,但深入了解后发现,在群众登上历史舞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层出不穷的民国时期,勒庞的学说就已被引入中国,对当时民国的知识分子理解民国时期的群众现象已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发现让袁光锋教授兴奋不已,他意识到,关于《乌合之众》对于政治话语与情感观念影响的研究不仅有当下意义,而且还能与民国时期相对比,具有历史照应


研究故事:


研究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涉及的材料内容庞杂,其中有不少关于民国历史的材料让袁教授犯了难——袁光锋教授自认为历史学研究功底欠缺,也请教了不少老师完成了民国部分材料的架构体系。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袁光锋教授希望增强阅读的可读性,进行了至少5次大规模的改动。在论文中,袁教授希望能够更清楚地讲述《乌合之众》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脉络,尽可能多的减少了理论概念的使用与文献综述,直接切入研究的核心问题。回想起来,袁光锋教授认为历史学上的研究积累还远远不够、对于知识社会学理论工具使用较少让他在修改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如何参透繁杂的话语和历史材料去挖掘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该如何叙事才能更好地讲述《乌合之众》在中国传播的故事。


立足现在:


论文完成后,袁光锋教授自己很喜欢这篇文章。他对兼具历史又有当下关怀的选题充满兴趣,在这次有关《乌合之众》的研究中,他深刻参与并感受到了一个非常长时间段的传播;此外,在搜集关于群众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袁教授发现群众心理学在民国时期影响非常大,不仅局限于《乌合之众》或是勒庞,所以他目前仍然在阅读这方面的文献,想要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人们如何理解群众现象


自去年年底开始,袁光锋教授也格外关注了心理学从民国至今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不管是我们熟悉的心理治疗还是作为专业学科的心理学抑或是逐渐形成规模的心理行业,这些都正在对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建构自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袁光锋教授希望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心理治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放眼未来:


针对同学们的研究,鉴于大家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多元的喜好,袁光锋教授给出了两个他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建议。


第一是希望同学们能在研究生期间能够找到一个比较中观的领域,通过三年时间的积累做好一个选题。宏观的选题或许太大难以处理,微观的选题则可能容易细碎,而中观的选题既可以和宏观重大的学术命题进行对话,又可以分解为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容易落地。如果能在中观选题的研究中收获好的积累,这样的经历也能够帮助我们构建理解、思考社会的一种视角或框架。


第二是在具体研究中推荐大家能找到小切口且有较大关怀的选题。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一方面需要对社会不断的观察和积累,使选题贴近时代生活;另一方面还需要坚固的理论知识来帮助我们将思考抽象到普遍的层次,不能停留在琐碎的层次,二者缺一不可。



新年之际,希望同学们能从获奖教师的论文和背后的故事中有所收获,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书写自己的故事。



文字 | 段焯悦 袁亦涵 李蔼洁


排版 | 于天祺



发布时间:2024-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