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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2期 冯建三教授: Imagin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e case of Taiwan

 

嘉宾简介:

 

冯建三: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学士、硕士,英国Leicester 大学博士,现任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辑委员、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与媒体改造学社成员。教学科目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代大众传播问题」、「电影史与政策」、「区域(国际)传播」等。着有《广电资本运动的政治经济学》(1995)等六本书及学术论文数十篇,(合作)翻译《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Raymond Williams,1974/1992)、《传播政治经济学》(Vincent Mosco, 1996/1998,与程宗明)、《问题媒体:21世纪美国传播政治》(Robert Mc Chesney, 2004/2005,与罗世宏、魏玓等六人)、《论市场社会主义》(John Roemer, 1994/ 2005)与 《传媒、市场与民主》(Edwin Baker, 2002/2008)、《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Dan Schiller,1996/2010,与罗世宏)、《误解因特网》(James Curran, Natalie Fenton and Des Freedman[2012]/2015)、《听好了,古巴很重要》(Tom Hayden,2015/2016)等十九本。主编《新闻学研究》(1997-1998, 2008-2010, 2011- 2012, 2014-2016)、《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5-96, 1998- 2001),以及《文化、传播与政治》(2015-2017)。编辑《战争没有发生?美英出兵伊拉克纪实》(2003)、《自反缩不缩?新闻系七十年》(2005)与(魏玓)《示威就是传播》(2009)。撰写有关传媒的报章杂志评论数百篇。近期结案研究项目有「重访信息社会:传播权概念的提出、建构与扩散」、『中国「舆论监督新闻学」研究』,以及『(媒体)文化与(媒体)经济的竞合问题:从「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创意)产业」说起』,业余时间投入于古巴研究。个人网站 http://www3.nccu.edu.tw/~jsfeng

  

    20161014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2期(总第72期)在费彝民楼A418室举行。此次学术午餐会邀请到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冯建三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他的博士论文《Imagin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case of Taiwan》。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丽丽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冯建三教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文集,来自院内外的数十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及讨论。

 

 

从台湾到英国

 

    与一般的论文分享不同,冯建三老师此次的博士之家午餐会并没有执着于论文的细节,而是以自述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他的生命历程与研究之路。

 

    冯老师向大家提及,早年在电视上看到记者形象深入脑海,他们常常很有担当并能与大人物对话,让高中时代的冯老师心向往之。怀着对于记者生涯的想象,冯老师考取了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并在那里完成了学士与硕士生涯。

 

    但想象总与现实略有不同,在政治大学读书的日子过得自在,让他觉得当记者这件事已不是必须。爬山是年轻的冯老师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好在台湾岛虽小、高山却多。冯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他爬过的山以及用来野餐的汽化炉,这样的状态也延续到了他留学的英国。

 

    “我不了解英国的学生宿舍是有厨房的,还带了炉子出发”冯老师开玩笑说。当时的台湾尚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大学的知识体系与教学方式都是美国化的。已经熟悉的领域不再能激起冯老师的热情,所以当他想要留学的时候,脱离美国体系变成了他选学校的一大原则。由于政府鼓励留欧,给予优渥的的奖学金政策,促使只懂英文的冯老师踏上了他并不了解的英国国土。

 

    因为留英老师的指点,冯建三老师申请了Leicester大学的大众传媒研究中心。在台湾长期受美国行为科学研究的影响,加上教科书与应试对于政治理念的教条式传输,冯老师在进校之前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并不多。

 

    这种不了解并没有什么妨碍,英国之旅成为让人怀念的美好时光,并为冯老师之后的学术生涯埋下了许多种子。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博士不采取学分制,没有必修课程。加上与导师会面也不多,就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可由已支配,逛书店便是这时的乐趣之一,甚至在脑海中逛出了一副书店地图。这是知识积累与思想形成的最好状态,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喝茶与读书取代爬山成了他最重要的事。

 

 

2冯建三教授

 

选题与写作

 

冯建三教授在Leicester的硕士与博士导师分别是戈尔丁(Golding.P)与默多克(Murdock.G)。英国并当时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他们都出身于社会学,把媒体当成一个研究领域,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研究。“戈尔丁的研究中文引进的比较少,可以说是一种遗憾”冯老师表示。

 

说起自己的论文选题,冯老师表示读了大概一年就确定了论文的题目。博士论文最初有两个备选项:第一是香港异端媒体,第二个是信息社会研究。冯教授开始打算以政治大学时期的硕论《台湾政论杂志读者形态分析》为先导,做一个香港异端媒介的研究,这一选题并没有引起导师的支持。《台湾政论杂志读者形态分析》一文源于对台湾戒严时期、出版物审查制度下读者形态的好奇。当时这种研究并不容易,许多刊物有较强的政治敏感,读者名单不会外露,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下,冯老师依旧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当时政论杂志的读者形态勾勒作出了贡献。对“信息社会”的关注也与台湾有关,当时台湾政府倡导讯息社会,并依托清华大学等高校在新竹成立了科学园区,在报纸上进行大力宣传,甚至在“讯息月”时报纸可以突破版面限制而增加排版页数。这一值得研究的选题获得了导师的赞同,并推荐了大量的书目,其中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Frank Webster《信息社会理论》成了冯老师精读的参考书目。《后现代社会》中“去意识形态化地认为科技作为工业与经济问题的核心成了超意识形态的推动力”与《信息社会理论》中认为“信息社会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展示出商业文明覆盖全球之势,而政治压力与商业、技术迷思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整合,严重消弱了公共服务与民主基础”的观点是有些对立的,但这种对立却给冯建三老师以深刻的启发。他认为这种对立是可以弥合的。在读书的过程中,冯建三老师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架构并将增量阅读内容不断地纳入框架中。

 

 

 

3冯建三教授与朱丽丽副教授

 

后续研究

 

1、公共媒体

 

    博士毕业后,冯老师回到台湾开启了公共媒体(Public media)研究之路。一来因为他所擅长的信息(资讯)社会理论在台湾已有教授,二来公共媒体是当时政府比较提倡的研究领域。当时有许多表面上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实际上却完全是商业运营,广告覆盖了政治传播的功能。留英期间对于公共媒体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让冯建三老师承担起台湾公共媒体研究的重担。

 

    “许多事情,并不是你不参与就不能研究,就像有些富裕的学者也会研究贫穷、男性的学者也可以研究女权一样”,冯老师表示,“公共媒体也是如此,他并不容易实现,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研究”。

 

    2、市场社会主义

 

    冯建三老师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市场社会主义。他于1996年再次回英时关注到了市场社会主义。因为传统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反市场,这个概念引起了冯老师的关注,就向台湾引介这方面书籍。也是因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关注,冯老师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大陆。从报纸和消息的收集到大陆媒体的研究,也算是成果颇丰。冯老师表示自己目前正在写作一本关于资本社会主义的书,期待能尽快付梓。

 

    3、拉美与古巴研究

 

    冯建三教授对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开始于古巴,延续于委内瑞拉。“1989年冷战将尽,我却在一份台湾报纸上看到一份关于古巴的编译稿,介绍了古巴的全民医疗与免费教育,对比当时台湾只有公务人员和少数工人参保的医疗与十五岁以上的收费教育现状,非常受刺激。”之后的古巴研究他收集了有关古巴的十年的新闻评论。而对于委内瑞拉的兴趣来自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提出,现在的委内瑞拉依旧值得关注。

  

    未来研究

 

    冯建三教授表示,他未来所关注的重点是“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是指媒体对于自身的相关报道,从研究便利而言报纸是最恰当的研究对象。冯建三教授指出,台湾媒体互相攻击的法律约束问题;大陆的《电影管理条例》的修订问题;WTO中电影进口垄断的问题等等都会是“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课题下研究的范围。

 

    第二个是未来会关注的研究领域是讣闻研究。冯老师提到,有个和英文报纸相关的笑话叫“见光死”,是说当你在报纸上见到别人的名字时,通常实在他的讣闻里。讣闻研究的重点就在于在一个社会评价系统中,什么人值得被写,会怎么被写?

 

Q&A

 

讨论与争鸣

 

1、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5级博士生黄贺铂向冯建三老师提出问题。

 

问题:

 

布迪厄认为新闻生产是被高度商业化的过程,整个新闻场域会与市场产生纠葛,在新媒体时代,必然有更多新媒体企业要裹入其中,请问老师如何看待当下的新闻生产?

 

回答:

 

当我们讲到商业模式时,已经被一种“生产”的思维笼罩了,我没办法告诉你当下报纸该如何存活,但要排除《纽约时报》这样的精英报纸。其他的报纸只能是适应新媒体时代,或者想BBC这样有着稳定的经济来源。但讽刺的是,这样的做法却限制了它的商业潜能。阿多诺曾说,《文化工业》一书的背景是在三四十年代商业媒体发达的美国,其悲观溢于言表。如果是在六七十年代有工人广播制度的德国,他或许不会这么悲观。媒体到底是要服务于商业还是人本身,始终都是一个问题。

 

 

4新闻传播学院15级博士黄贺铂

 

2、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16级博士生刘昌奇针对冯建三老师的硕论研究向冯老师提问。

 

问题:

 

您为什么选择了从读者形态而非杂志本身的文本去做政论杂志研究?当时的三千份的问卷是如何操作的?回收率和可利用率如何?

 

回答:

 

我们当时采取邮寄问卷的形式,回收率在20%左右,与同时期的调查相当。八十年代的台湾,这三本杂志几乎代表着不同政治光谱,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文本操作都是很清晰的比较容易研究,相比来说读者的接受形态更难研究却更有价值,我们就选择了后者。论文我已经扫描到网络,有兴趣的同学欢迎下载阅读。

  

3、到场的其他同学业余冯老师进行了学术交流,代表问题如下。

  

问题:在您印象中,台湾的新闻传播学术界大致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是否有时间节点的分期现象?

  

回答:大概就四个阶段,分别为1975年以前;1975-1985年左右;1985-1990年和1990年以后。七十年代以前的传播学研究类似于文史哲科目,并没有行为研究,这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状况与学科训练有关。大概1976年左右,开始慢慢有留学的人回来,使用与满足理论被介绍进台湾,1985年前后批判研究的被引进来,韦伯、马克思也都纷纷可以读到。等我们这些1990年以后拿到学位的人回到台湾,带回了真正的批判理论。从此以后就变成混合的研究,社会现状与舆论的松动使得批判研究成为传播学发声的重镇;主流的行为研究也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与企业、政府发生关系。

  

本期博士之家的末尾,主持人朱丽丽老师总结道,冯建三教授的书是开启许多年轻学人学业与志业的启蒙读物,也是学术路上的燃灯者,期待冯教授能常来南大新传院传道、授业、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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