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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19期(总69期): “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张亮教授

2016518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19期(总第69期)在费彝民楼A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他的博士论文《“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并按照惯例,向张亮教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文集。六十余名院内外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与讨论。

 

博士论文写作的心路历程与框架 
胡翼青教授首先介绍了张亮研究兴趣,博士的时候主要围绕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在的研究转向了英国,譬如霍尔、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等,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位。张亮教授借此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回顾自己从20年前开始进入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界,那时正处90年代中期,中国人文学术科学的研究陷入一个低谷时期,在这些年的学术生涯中见证了大学和学术学术研究触底到反弹的过程。 
谈及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来临既让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变得更轻松,但同时也让论文写作变得更艰难。破解这种悖论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到博士学位论文的本质即理论创新本身。博士学位论文能够有创新、创新程度有多高,关键在选题,重点在文献综述,难点在开题报告,其他则水到而渠成。 
关于博士论文的具体,首先要自己清楚的定位,比如自己的博士论文是2001年完成的,做阿多诺之前的事情,博士论文到今天可以说“不脸红”,尤其是形式的体例的上,形式规范上开了先河。学术规范意识上比较好。 
关于当年写作博士论文的心路历程。张亮教授首先谈及哲学学科在中国发展大背景,在自己读博的时候,全国集中在10家哲学博士授予。而近15年中国博士生的规模扩张到什么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张到20家,而另外相关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近400家,博士授予权得到充分的稀释,人员得到迅速增长,到今天,很多话题中间,论文的选题重复率比较高。 
博士论文需要有有原创性的研究,一般说,研究的课题是没有人做的,比如在20世纪德国思想史上,1922年上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的博士论文完成到70%-80%的时候发现论文的选题和别人差不多,导师要求其放弃。而在中国,这个时代,博士论文选题重复率也挺高,博士生的培养就选题的质量不高,会影响论文的方向。古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而在学术里也是一样,往往是最早的人才能被人记住,在一个领域中,研究的课题是否足够的新颖性,学术发展的早期的青年人是非常关键的。 
博士的出路更多在大学,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选题起码在博士毕业的五年之后有饭吃,必须靠博士论文拿到一个学位,进入大学学科体制,再到教学岗进行副教授等。而大多数人博士论文却不能有持续性。目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越来也多,但是在大学体制内的道路愈发的难走,现在博士生或者大学的教师抱怨文章很难发,这个问题回过头看自己,除去历史机缘,还有和期刊界的合作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自己的论文能够和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期刊带来足够的效益,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制。良好的合作关系强调杂志期刊发出的持续性,不能第一次约稿后,杂志社编辑下次再也不提约稿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合作就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这篇文章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负的资产。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还是和选题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对于博士生的论文培养来说,我个人认为,选题,是关键的因素。 
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结合近代、现代大学发展来看,人类的知识生产呈现一种不均匀的分布,并不是所有时代的创新性都是一样的。有些很稀薄,有些很密集,但在这个时代,创新并不是特别容易。在这个时代的创新进行一种重大的原创的东西很困难,但并不是意味着,合作的学术论文写作中间,创新不是不可能的。按照熊彼得的话说,创新有很多种类型,最简单的创新就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启,在这个时代中,如果有较好的起点,就是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张亮教授回忆道,就我自己的论文的而言,硕士论文主要做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这段历史,在博士论文选题酝酿初期,想做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思考,从黑格尔到卢卡奇,之前还翻译了卢卡奇早期(1914年)文选,无奈于导师不同意。而当年有个重要的学术判断,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即1918年至1969年之间思想的历史。“西马”在中国的研究是79底,80年初开始进入中国,90年代之后开始进入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在之前做阿多诺的人已经有一些了,在这个学科中,大的领域已经没有空白可言,当时思考的问题就是,学科在进行一个新的转型,从经典意义上的“西马”到当代的转型。彼时,导师对自己论文提出一些建议,只有在做一个新的东西,新的领域中,每走一步,都是开创性的。哪怕这一步方向是错的,都是有意义。具体而言,自己在做论文寻求选题时定了阿多诺早期的文本解读。在这之中,还做了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25本关于阿多诺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关于他自己的这个选题,迄今没有人去做。现在这个选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在中国第一个研究阿多诺早中期的思想。所以认为在这个的时机和空间中,施展的空间、领域是很大的。由于在这个领域之中是最早的开创者,又能较好的对既有学术传统的一个承接,因此论文成为同行中的“必读书目”,这也是选题带来的重要性。 
另外,关于学术规范和论文体例,博士论文中都是涉及到一个必要的环节,文献综述(review),大多数博士学位的综述,都是形式上靠拢,大多数人是登录知网,从第一篇开始看起,是由机器随机偶然提供的,如果仅仅是靠着偶然性进行我们的综述,说明我们做综述的起点状况并没有什么价值。整个的社会也好,自然也好,本身存在着分布状态是结构化,整个是分层的,如果说学术研究是从偶然性,随机的,最低端的开始,做出来的东西意义不大。学术综述的目标是要求对本领域的研究,对其前沿,历程,进展,走向需要进行判断,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恰恰是需要从代表性作者、代表性论著、及其所建构起来的树状结构分析着手,需要根据其内在的、具有价值的结构进行综述,而不是根据其根据任何一个偶然性的起点来进行综述与归纳。大多数的人的综述变成了一种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空间感的简单的、数列的归纳、人头的罗列,很多人的总是仅仅是罗列法,没有任何的思想的学术含量。因此,在这种之中最需要的是找到研究文献的起点状态,根据经典文献主体的逻辑结构,要去探索整个学术领域的边界,及其内在的走向,在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综述一定要。 
在中国与欧美,学术论文的评价体系不同,在中国更加需要确定综述对象的群体,起码有两个轨道,一是检索博士学位论文库,二才是期刊检索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学术有个进展,有个过程,过程中出现代表性的话题,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的结论。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在,既有研究的终点,才应该发现你研究的起点。做综述,即能否进行一个有质量的学术综述,你的研究能否高水平开展的一个起点。比如自己写的单篇著作,都有综述,凡是学术综述都有发表。通过综述能够提供完整的、更加有质量的学术回顾。当你在文献中把握这些代表性人物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整个综述的过程就会存在一个删繁为简的过程,当你发现大的、主干的东西不需要看的时候,你的研究就可以开始了,终究是对这些经典性的对话、回应开始分析。 
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篇章结构设计。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到敝帚自珍的一个阶段,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很好,不忍抛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只存在某块肌肉,但你的骨骼是不成型的,正如你的论文是不成形没有体系的,博士论文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总体比局部更重要,一个合理的框架结构,比一个闪光的片段更加重要。将大多注意力汇集到你的“一管之见”的时候,最容易导致的就是论文结构的失衡和比例的失调。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动。如果想到大学找到教职,一般而言,博士论文需要20万字,一本20万字的博士论文,设计了五章,其中一章设计了7万字,就很明显的存在一些问题。根据规模设计比例的结构,并需要进行一些裁剪。结构的设计比具体的写作更加重要。比如导论需要3万字,它是通向研究的起点。而正文,第一章思想来源,早期到60年代初期等,都要作合理的区分。整个架构遵循一般区分的基本原则,内在性原则,如果没有这种原则,则需要进行一个技术性的追求,形式的美感。我们给博士论文穿靴戴帽,让其有头有尾非常重要,结束语的时候实现对理论的,思想史的总结、回顾与提升。结束语与答辩时候的陈述词相关,大致提到的问题。所以整个结构的设计要完整,要匀称。结构设计、结构问题该什么时候解决,就要说到开题报告了。开题报告构成,开题报告,需要有完整的导论,和占博士论文20%工作量,还需要展示后面正文所有的章节,小节还有观点。 

 

   博士论文的主要发现 
博士的主要发现涉及到学术史回顾的问题,思想史的倾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建构方式,哈贝马斯,杰姆逊的建构,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他们眼中的阿多诺。会出现观点的多元化与分裂,在几种既有观点之间,选择支持什么的,发现自己不能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阿多诺为什么不能被自己对得意的学生所理解,原因何在。阿多诺晚期重要的著作(包括1966年《否定辩证法》以及去世前未完成的《美学理论》),对这两本著作的解读,中国学术界由于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观点也是分裂的。而博士论文的逻辑框架与立论,就是阿多诺的思想在30年代已经形成,这个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的每一步之间都有逻辑关系,而虽然其结论表现在1966年与1969年,但是基本的东西与积淀在这之前已经形成,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通过呈现19世纪60年代以前思想的过程,来证明我对他的这部分的了解。 
对阿多诺后期的发现,首先是形式非常的奇特,逻辑延展,阿多诺后期的作品有点类似尼采后期的著作,片段式的,许多东西都是按段落来看的。前后之间无所属,类似于德国19世纪重要的学术传统,“论说文主义”,用阿多诺30年代的话来说,这就是“论说文”(Essay),“论说文”实验的与开放的风格迫使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较小的片段、个别的语句,以捕获它“永远不会生成的整体性”。形式的碎片化与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关系。19世纪尼采涉及之后,就变成了有意识的精心设计的局,现代主义之后,大家看见了其不合常规,却没有看见很多是从常规演化而来的,尼采的作品也是,大家看尼采的作品都是片段的,但是其中不乏体系,只是其体系被其有意识的消解了。阿多诺后期的思想亦是如此,明明房子盖好了,却将其拆下,让我们自己再来搭建。 
如果去理解这种策略本身,这种策略隐含着什么样的他对历史哲学的判断,在1949年之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判断,1918年到1923年欧洲最近一次革命高潮结束之后,人们都在期待社会主义的高潮何时来临,阿多诺作出判断就是,革命的高潮在其有身之年是看不见的。因此,在革命变的不可能的时候,左翼的批判者如何维持一个自己“左翼”的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认为,“游击战”是一种合理的方式,而阿多诺认为,既然都不能,何必去消耗,他选择了一种“冬眠”战略,等待春天的来临,再对敌对的力量进行新的决斗,所有后期的整个理论和策略上都相对的保守,这样就和马尔都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面对同样的历史格局,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做出的举动,是鲜明的两种不同的道路,张亮教授曾经引用了禅宗公案,两个得道高僧外出云游,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具尸体,这个时候一位瘦高僧扬长而去,另一个胖高僧又念经又埋土,佛性是有多重面向,瘦高僧是超越了轮回,胖高僧为慈悲,面对同一世界,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行为的差别,更多是人性的多样性。马尔库塞支持上街示威,闹运动,支持一切可能造成破坏性效果的运动。阿多诺反之,他认为,所有的措施不过是基于这个体系自身设计出来的一种自我反对的措施,最后不外乎达到的是体系的自我维持。马尔库塞当时受到追捧,阿多诺则收到学生的指责。时过境迁,如今看来,在理论层面上,阿多诺是对的,在1968年之后,这个时代的一切反抗,都是资本主义维护自我体系的一个契机,重新回复稳定。后来在我们看来,阿多诺是睿智的。但也不能否定马尔库塞,这只是和“心境”有关而已,没有非此即彼,马尔库塞的选择和他的个性有关,更多的是基于抗争。阿多诺选择的是保存。我自身无法偏好谁好谁坏,在学术史更需要一种“多样性的对称”。 
所以,做博士论文做到最后,才发现,你写的是别人,或许看见的是自我发现的历程。结论就是想证明,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不同的道路选择,阿多诺的这种选择曾经被人误解。事实证明,阿多诺更加睿智,但我们并无意,也不是得出一个结论,阿多诺比马尔库塞伟大,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当然从历史的层面来看,马尔库塞很多理论的判断,是不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

 

讨论与争鸣:

 

(一)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同学现场提问,关于资本主义思潮,及其演变以及现实性的状况,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些思潮,怎么判断世界当下轨迹是如何走向的。 
张亮教授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基本的判断以及世界走向的轨迹,涉及到近500年世界历史。同时还涉及到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以来,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关于资本主义之后是什么。1764工业革命起点,1924年第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在政权未稳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觉悟人,无产阶级就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未成年,就被人预言了要死亡,但问题是什么死,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的构想是在世界体系最发达的地方,爆发革命。19世纪以来,列宁主义的基本判断,恰恰是在相对不发达地区爆发了革命,革命对马克思来说,是简单的,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发生都是在相对落后的东方地区,革命是越往东越容易。于是,这种革命带来的复合的命题,是马克思不能想象的,就是资本主义及其超越的问题,工业化及其超越问题。 
1917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爆发社会主义的地方都没有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之后的东西,他们却指望工业化之后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还没参加工作,却在想退休之后干嘛。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考虑,首先完成的是第一层面的问题,就是工业化,而这个工业化的阶段在欧洲是非政党形态的时候完成的,在很多地方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这就是困扰的症结所在。困扰的是什么呢,困扰的是我们成见本身,未来该怎么走,目前看来,我们还没走到能够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即使在可见的未来,大部分出现的事件都还能能够由一定的借鉴,历史道路能够借鉴的东西。

 

(二)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5级博士生许松提出两个疑问, 
一、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以黑格尔的主流辩证法基础来预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代的过程。里面提到,无产阶级不是天生为无产阶级,而是需要意识的注入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技术的力量似乎在瓦解无产阶级力量的形成过程。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二、按您的说法,阿多诺其实已经建构了一套体系,再按照自己写作的手法瓦解掉现在的体系,我自己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有时间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有着零碎的碎片,如何去整理成一个体系。 

 

张亮教授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150年来的判断问题,马克思曾今假定,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相信工人阶级必然会取代资产阶级,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面表达的观点,是不是主流辩证法并不重要的,其实你问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还是未来的力量吗?其实在1960年代,工人阶级日益从马克思意义上的一个普遍的阶级,逐渐下降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消失”,当然并不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构成。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包含两个维度,“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一个人需要不仅有阶级的经历,还需要有相匹配的意识才是完整的阶级。曾经看起来积极的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工人阶级退化的问题,典型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的阶段斗争,罢工,为的是什么,曾经是为了非常伟大形而上学的目标,比如不是为了自己多挣两块钱,而是为了选举权,为了女性权利。 
而近年来,西方工人阶级罢工的目的更多聚焦在“少上班,多拿工资,最好不上班”,日益成为一个退化的群体,所以在60年代70年代工人阶级运动高潮的时候,工人阶级所有举动都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支持,而到后期,民众对罢工的很为恼火,罢工变得日益无聊,比如西班牙领航员的罢工,嫌工作时间太长,平均年薪20万欧元,一周工作三天,觉得太辛苦,要么加工资要么减少工作时间。在今天,你会发现,传统左派政治叫做“无产阶级政治”,到6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新社会运动”,在70年代以后我们会看见,什么群体会以一种非系统化的方式,推动西方社会、点滴的改良主义进度,答案是非工人阶级,比如环保主义者,同性恋团体,少数主义等。这些群体缺乏远大的目标,不指望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们却通过这种点滴的方式,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和稳定。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取代,工人阶级不是一个主要革命的阶级,甚至不再是一个主要进步的阶级。 
历史进步的车轮,似乎,进步的力量更多的落到这些新社会运动团体身上。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判断,很多人质疑,如果工人阶级没戏了,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没戏了,所以我经常说,工人不是没戏了,只不过进入了沉睡,我们等待着他下一次苏醒,何时醒来 ,何时何地,某事某地,起码现在不能说他已经死去。 
针对第二个问题,讲的是自己的点滴之思,更多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谈,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却又不要太有自己的想法。怎么说的,比如,我自己念书的最好的阶段是黑格尔,在课堂上和导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了自己的想法,你不思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现在思考这是对的,那你的世界就没有进步。面向未来不断前行。所以要告诉大家,20年前的观点,依旧确定它是对的,但我不一味的坚持它,因为我发现有更好的东西,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要有思考,穿越思想史的黑暗,才能见到思想的光明。 

 

(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刘同学提出,思考社会的状态和未来的稳定,将社会心理比作一个人的人性,那么面对百年来经历的事情,我会不会们缺乏反思,面对社会主流的走势是怎么样。 
 张亮教授回应,这个问题可以用很感性的方式回答,比如,一个国家能够供养我们哲学系的群体,我也认为,哲学专业的数量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如果哲学专业的学术数量过多也不可取。在这个社会中间,总有一些批判的、反思的功能是需要人来承担。这批人叫思想家、批判者,批判者怎么来看呢,批判者在哲学家,在社会的功能中并不受人待见,比如柏拉图之死、苏格拉底之死,这是因为他们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其他人总觉得他们危言耸听,仔细看来,却发现,近三千年以来,哲学家并非都是真的,哲学与思想确确实实存在一些过度反应。但是,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反应,我们的社会将怎样,是不可去理解的。 
所以,我们需要批判与反思。就这一百年来,比如一些哲学家的反思,看起来需求的是自由与民主,其实要的是庙塔,他们其实想成为新的哲学王。所以,在他们的很多评论与反思中间,我看见的更多是一种个人欲望的投射。以西方为例,我们走到今天,近200年来,西方在风雨中不断前行,中国古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有的时候,太过精明的老人,对家庭不好,对子孙不好,对自己不好,说白了,哲学思想,需要思考,该批判,但无需将自己过于当回事。太当回事的时候,子孙再不孝,历史依旧在子孙手上,未来在他们手中去展现。所以,我们对未来要有忧虑,但是,无论你忧虑与否,未来终究是在未来手中。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也要正视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不可控的东西。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心理、舆论的走向,社会群体存在动荡的状态,但是这几年以来,明显能看见社会心态的沉淀,主流民意聚集,舆论的相对保守化。总而言之,思想需要去批判,但是思想家不能作为救世主。 
刘同学继续追问,当下中国社会群体中累积的不安、暴力,存在着“戾气”,也是一定程度上表现在群体之间的伤害,即使时间慢慢沉淀,但是这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短期内消逝,有时候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拉锯并没有消除,当这种矛盾或者是拉锯的临界点到最高的时候会爆发,那您觉得,是否存在良性机制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而不是非要等到矛盾爆发的一天再来解决。 
张亮教授回答道,第一个问题,就我个人的感觉,这种代际的问题,我从来不打算改变别人的观点,我知道观点是不可改变的,改变此类观点最好的方式是代际的轮换。只有代际的自然的消退,观点成见和错误才能够消解。 
第二个问题,“戾气”这个问题会不会激化,中国社会当下存在一些病症,但是“戾气”激化的可能性不大。从人的心态方面来看,国人的忧虑更多在经济,社会的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与消解。当然不排除激化的可能性,十八大以后,中国的问题在于未来五年后的经济发展,而非其他。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诚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的转型本身最根本。中国今天很多问题的解决,是以中国经济的一个积累与平稳状态有关,一旦这个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东西都会重新来过、逆转、甚至崩溃。 

 

(四) 
冯亚敏同学提出三个疑问, 
一、主要想了解书写的性质与哲学思想史的关系,当时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包括本雅明的“引文写作”,维特根斯坦也运用类似“箴言体”,他后来的哲学研究里面基本上也是短句,包括我之前看的尼采和帕斯卡尔的联系,为什么在中欧,尤其是德国,德语区,为什么要用此类的语言去写作,当然每个人放在个人的环境里面都有个人机缘的原因,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总体性的思想背景,使得他们去做这样一种书写的改变。 
二、就是张亮教授刚刚提到阿多诺的《美学》,在谈道德与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上给出的答案,不同于萨特和海德格尔给出的艺术哲学,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有一种分野,艺术哲学本身和世界关系的走向非常密切。不知道您对这样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三、最后八卦一下,您为什么之前研究德国哲学,后来去研究英国的新左派。 
张亮教授笑言,首先从八卦开始回答,我自认为自己研究德国还是好的,比如黑格尔已经能够里面领域的专家对话。但是学术研究到最后的时候,可靠性与合法性很关键,我当时学了德语学了五年,英语学了二十年,后来发现,可能还需要二十年才能将德语变成一种工作语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资本的核算。走到我那个时候,语言是否能够用,存在着理性计算的结果和专业性考量的问题。  

 

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用这种书写方式,这可以用两点来回答,第一,在这个时代,19世纪以后的学术生产,告别了匮乏,走向了爆发,这时候,注意力能够被关注到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当人们注意力涣散的时候,形式日益成为一个关键。因为内容本身很重要,但是内容比较多的时候,形式却变为一个关键。第二,无论是尼采还是本雅明,这些人都超越温饱,本雅明想过出一本全是引文的小册子,性格偏懦弱,甚至失败主义的倾向,更多是其性格使然逃避些东西。他们一方面是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在个人的生存在社会上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第二个问题,美学为什么会在20世纪现代主义之后,会被寄予很多的期望。技术的集权,集权就像病毒,已经实现对诸多领域的复制与攻占,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本雅明都发现,艺术是最后未被攻占的领域,因而在这里面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在20世纪美学、思想中间,艺术的作用在与,被认为最后一个未被攻陷的堡垒。美学更多的是讲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家。

 

(五)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5级博士生吴煜昊存有两个疑问, 
一、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候会存在某种程度的背离。 
二、社会政策和政治政策向左而经济政策向右,抑或相反。比如当时“纳粹”德国,尤其是二战前的德国,经济政策一度向“左”的,社会经济分配政策向“左”的,但集权是一刻不停向“右”,包括其社会政策,对犹太人政策等,当然最后因为战争而失败了,我想问的时候,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这种方式最终会走向悬崖还是说成为一个历史的片段或者偶然,或者它自身走出一条路来。 
张亮教授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比如到北京往哪儿走?很多问题是基于不同层面来提出,看起来像一个问题,然后却存在于不同层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哲学的高度,世界观的高度,他回答的问题,一定会很简单,所以马克思的解答,不能阶段我们今天具体化的问题。所谓“决定”是在哲学的抽象高度,所谓“不决定”,更多存在于在中观与微观层面中间。 
关于纳粹德国的问题,迄今都不适合探讨,具有太多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但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现行的东西就是错的,1940年以前,没有人将纳粹当成邪恶,纳粹的上台是和德国经济相对下滑的时期,在那之前,它的投票率支持率等是和经济的下滑成比例的,在那之后,德国纳粹经济是上涨的,所以在当时,法兰克福学派仅仅批评其为资本主义新型的模式,存在一些集权的色彩,但当时并未与邪恶挂钩。在1948年以前,法兰克福学派都不认为纳粹是邪恶的,只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而非邪恶的。而后来,这种模式被证明,和纳粹主义结合之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所以现在并太适合探讨,我们对纳粹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纳粹”的认识,和对于作为一种徒有“纳粹”东西无法实现有效的分离。总的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今天的德国,作为纳粹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我们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吴煜昊同学继续追问:如何判断社会是打着左转灯向右拐,还是打着右转灯,向左转。 
张亮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判断一个人的思想需要结合一个人的中年时期,我并不认为一个六十岁的时候有什么新思想,我们便可以从一个四十岁推测其七十岁,而不是从六十岁推测七十岁,社会也是一样。比如当下的中国存有一个基本的框架,有两个因素是不变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和合法性,另外一个社会非精英阶层的公平的价值的取向的追求,在我看来,这是比较明显的特点。剩下的东西,更多是工具性的。我们习惯既有的判断模式,是对前一步,再前一步的判断,经济的发展能够给社会足够的支撑,才能看见其基本的框架。现实主义,民族主义,鲜明的中国立场都是需要纳入的。可以肯定的是,并非用“左”右“概括。

 

(六)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5级博士生张媛有两个问题, 
一是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和平时研究方法的文本分析区别,独特性在哪。 
二是《回到列宁》后文本学解读和老师您说文学学解读之间的关系。 
张亮教授回答,在哲学中,术语与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概念,是具有纯粹的透明性的东西,在马克思口中,什么是概念,《资本论》前几章那几个词儿是概念,这几个词能够经得起攻击,保证有效性,剩下的,都是术语,术语具有此时此地性。文本学方法首先表达的是某种东西的不满,表达对某些大师级文本的致敬。文本学需要基于同情理解基础上的批判与超越。 
末尾,胡翼青教授总结到,张亮教授是一个”借力打力“的人,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的涌现警句、名人名言,大家醍醐灌顶。在言语的交融与碰撞中,思想的火花不断激起与涌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三季第19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也落下帷幕。

 

/黄贺铂 
图片/曲飞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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