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炜鑫 姜博文 时茗钰 发自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2017年9月6日至2017年12月8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传媒实验班全体同学将赴美国肯塔基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学。这是学院对于整班制出国培养方案的首次尝试。在这三个月期间，肯塔基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同学们安排了《媒介研究方法》《媒介与文化》《印刷媒体新闻写作》等六门课程，以及参观当地著名景点、观看当地体育比赛等文化活动，体验当地原汁原味的美国文化。
对运动员凯尔·梅纳德来说，遭受了先天性四肢残疾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而作为第一位不依靠任何义肢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男人，站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又是人生最荣耀的时刻。
梅纳德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
今年31岁的梅纳德自幼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四肢切断综合症。很少有人对他寄予厚望，谁也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能有多大能耐。
但梅纳德初中时在橄榄球场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高中时练摔跤，连输35场比赛仍不放弃；两次拿到全美年度卓越运动奖，让曾经质疑过他的人闭上了嘴。
“尽管你是残疾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弱小的。”梅纳德说，“你的人生不是一场悲剧。”这句话被美国无数残障人士视作座右铭，同时也是《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最佳注脚。
今年是《美国残疾人法案》颁布的第二十七个年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保护残障人士的法案，该法案要求残障人士在就业时不得受到雇主歧视，且规定残障人士拥有与健全人等同的受教育权与使用公共设施的权利。
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莱安纳德·戴维斯曾在自己的《美国残疾人法案背后的故事》一书中感慨道：“一项法案带给美国社会数不清的变化。”
一项法案改变了社会
在俄克拉荷马城，27岁的埃梅卡·纳卡已经能驾着电动轮椅，随心所欲地出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六年前，在他还是一名半职业的橄榄球运动员时，他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伤病。
“我倒在球场上，还记得当时有队员说，‘你快点站起来吧’，”纳卡回忆道，“我说，‘再给我一秒’，然后过了无数秒，我始终没能站起来。”纳卡最终告别了球场，下半身瘫痪让他不得不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二十多年来，《美国残疾人法案》给美国社会带来最重要的影响便是，为残障人士进出公共场所提供了更多便利。法案促使美国社会的商店、餐馆、剧场、旅馆等公共场所进行了改造或增设。“法案的施行，让我们这类群体能更好地融入进社区。”纳卡说道。
另一项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公共交通上。美国人为公交车配备了供残障人士进出使用的斜坡，还在城市地铁站增设了电梯。在肯塔基州的小城列克星敦，公交车司机会主动下车帮助坐轮椅的残障人士上车，这种场景司空见惯。
城市公交车专门为坐轮椅的人设置了上下车的斜坡
公共场所投放了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自动饮水机
尽管在今天看来已是屡见不鲜，但法案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美国几乎所有的大楼入口都修了条轮椅通道。
如今纳卡仍有自己的梦想。他计划重回学校，修完本科的功课，再去念人类学的硕士学位。未来纳卡想考取相关执照，成为一名法律顾问。法案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保障了残障人士的受教育权利，这也是纳卡能够安心坐在大学教室里的原因之一。
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的残障人士群体重拾自尊与信心。“当我还是孩子时，做梦都希望醒过来时能够获得健康的手臂和双腿，”梅纳德曾在采访中对CNN记者说，“但现在，我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所得到的就是最好的礼物。”
迈入一个新时代
实际上，美国人实行这个法案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多年的争论与修正。
1916年，美国在国家防务法案中首次明确了国家对于因公受伤的人员的责任。次年，《史密斯-修斯法案》出台，它为残疾退伍军人提供了一项联邦性质的职业教育项目，以帮助他们恢复并开启正常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出现了相当一批因战争而致残疾的退伍军人。为了向这些身体因作战出现残疾的老兵提供一定的保障与帮助，1918年美国出台了《史密斯-希尔斯退伍军人康复法案》。
1920年，《史密斯-费斯法案》出台。这是一项更为完备的法案，受到保护的残障人士群体不再局限于美国退伍军人，而是所有公民，且身体致残原因也不再局限于战争。正是因为其普适性与广泛性，《史密斯-费斯法案》被认为是第一项广泛的、联邦意义上的保护残障人士的计划——法案出台后，残障人士康复机构的咨询、职业性训练、与更换工作服务所需要的资金有一半将由联邦政府提供支持。
1935年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安全法则》将残障人士保护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它给予1920年确立的《史密斯-费斯法案》永久地位，残障人士获得的福利与受到保护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提供医疗服务、假肢器具被纳入计划之中，同时，精神残障者、移民、贫困的青少年、盲人（盲人权益由稍后出台的《兰道夫-谢帕德法案》、《瓦格纳-奥戴法案》、《巴登-拉福莱特法案》补充囊括）、听力残障者、残障人士的家庭成员也能获得计划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安全法》还将残障人士就业解释为“为残障人士进入社区、独立生活、确立人生目标与进程的努力提供支持”。
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社会安全法修正案，为“50至64岁的残疾工作人员建立社会安全残障保险项目”。两年后，这项福利扩大到残疾工作人员的被抚养人。
美国为反对歧视残障人士的立法仍在不断继续。很快，它扩大到了公共空间的范围。1968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建筑物障碍法》。它规定，所有由联邦出资建造的建筑物的设计、建造与改建，必须为残障人士的进出提供便利。美国国防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总务署与邮政服务部门均要对此法案负责。
七十年代起美国人开始改善职业领域对于残障人士的歧视。1973年的康复法扩大了“职业训练项目的范围”，并“禁止联邦资助和扶持的项目、联邦雇员、联邦合同人员和接受联邦资金的项目以残疾为由进行歧视”。
残障人士的教育问题也曾经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直到1975年残疾儿童教育法案的出台：残疾儿童同样有获得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的资格，他们可以接受包括演讲、职业教育与物理疗法等等在内的诸多服务。
1990年，老布什总统签下自己的名字，《美国残疾人法》正式出台。他满怀骄傲地说：“每一个残障人士如今都能通过曾向他们关闭的大门，迈入一个光明、平等、独立和自由的新时代。”
美国注重平等，中国注重保护
有学者提出，“平等”是美国民众的思想内核，是其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也是美国残障人士对自身的认知。美国崇尚“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生而为人的尊严与独立。美国的残障人士与其他人一样，作为平等的个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并融入到社会中。
无障碍设施是美国法律要求的反歧视服务，帮助他们通过其自身努力过上体面自在的生活，而非使残障人士成为被动接受特殊保护的一方。
但在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残障人士的尊重更多体现在给予他们特殊的保护与额外的救济。南昌市残联理事长魏小俊曾在采访中表示，当前残障人士的就业渠道有：集中安置在福利企业以及分散按比例就业。但两种渠道效果都不理想。
政府还引导社会公益组织接纳残障人士群体。但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创办人孟维娜说：“政府还没有认识到，残疾人需要在社会中成长。”她认为中国的残障人士没有融入进主流社会，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中国的残障人士仅成为受保护的“客体”，加深了这个群体的“特殊化”。
学者周长征在《中美残疾人立法比较研究》中指出，“我国采取的是保护性立法模式，国家与社会是该法的主体而残疾人只是受保护的客体：而美国采取的是反歧视立法模式，强调残疾人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的权利。”
就业是残障人士参与社会最为有效的方式，中美两国都有法律条文来保护残障人士的就业权利。《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第一章的标题便是“就业”，反歧视原则贯穿始终。其第101条规定，“雇主对一个具备资格的残疾人，在招聘、雇用、升职、辞退、培训、工资及特别待遇方面，不得因其残疾而予以歧视。”这与我国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相似。
《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第102条还明确禁止在录用之前进行体检，在招聘时不得询问与残疾有关的问题，应询问其是否具备工作相关能力的问题。
而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这样明确的反歧视规定。一些企业会要求先进行体检，再进入复试，将残疾人拒之门外。近年来不断有残障人士遭到就业歧视的新闻出现。2015年2月，拥有大专毕业证书后的王丽报考了《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随后在笔试和面试全通过下，王丽却因为体检时“右眼义眼无眼球”，被判定为“不合格”，而被义乌市教育局取消了教师资格的认证。
中国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用词较为笼统与宽泛，多原则性叙述，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第二十七条），“政府有关部门鼓励、帮助残疾人自愿组织起来从业或者个体开业”（第三十一条），并没有太多具体的操作措施。
因此，在具体的个案面前，模糊两可的法律条文不仅会让残障人士的就业权利得不到维护，还增大了用人单位钻法律漏洞、逃避惩罚的可能性。
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的提案关注到残障人士这一群体。2017年，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建议加快中国康复大学建设，培养更多的康复治疗服务人才。全国政协委员于兵则提交了份有关聋人申请驾照的提案，“应当允许聋人申请B1驾照，并参与客货运载岗位就业。”
失业与贫穷仍在
尽管法案施行了这么多年，美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可喜的改变，但现实世界对残疾人群体而言，仍是残酷的。失业与贫穷，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关于美国残障人士群体的一些数据
残障人士群体始终未能等来平等的就业环境。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残障人士的就业率只有33.5%，比正常人就业率的一半还要少。美国残疾人协会主席安迪·因帕拉多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美国残障人士群体目前存在的最大困难便是找工作，重度残疾中有70%没有任何工作，各类残疾中有大约一半处在失业状态，这两项数据与二十多年前，即法案颁布前的数据一样。
官方给出的残障人士失业数据仅仅刚过14%，但这仅仅统计了那些积极寻找工作的残障人士。绝大多数残障人士很早就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或者是勉强出去试了下。“我们一直处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位置，”服务一家社会公益组织的谢莉·帕蓬弗斯说，“如果你没有方便出行的轮椅等，你根本不可能保住一份工作。”她对现状表示无奈。
纳卡同样无法拿到一份全职的工作。他在大学的康复中心当志愿者，平常还会带人参观学校的体育馆等场所。作为他的同事，43岁的黛比·伊格尔患有先天性失明，一直找不到工作。尽管她拿到了硕士学位，仍无济于事。
伊格尔说自己特别希望她或者她丈夫（视力也受损）能够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依赖政府的救济”。
伊格尔有些愤怒：“他们就是害怕雇佣我们。因为他们不清楚到底需要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住所环境，他们担心如果不能满足我们提出的要求，就会遭到我们的起诉。”伊格尔无法拿出证据，但她笃定就是这样。
国家残疾人研究中心的常务董事迈克尔·莫里斯承认有部分工作单位对雇佣残障人士表示怀疑。但他不认为这是残障人士和非残障人士的就业率存在巨大差距的唯一原因。“人们关于残障人士群体的态度是在慢慢发生变化的。”
莫里斯认为，目前仍缺少足够的出行工具供残障人士去工作单位，这让他们在就业的竞争中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
另一项影响到就业的问题是，如果接受残疾补助的人的银行账户存入超过2000元，那么他们可能面临失去诸如医保等福利的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些残障人士并不热衷于寻找工作。
实际上，这也困扰着纳卡——他只能将4000元现金存放在父亲的公寓里。如果他存入银行，就会失去每月700元的残疾人补助。“这个体制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纳卡说道。
2015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残障人士群体年收入的中位数是21572美元，而非残障人士群体年收入的中位数则是31872美元。而更关键的是，两个群体的贫富差距显而易见，即便法案施行多年，在贫困率方面仍无法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下一步该做什么
2008年，《美国残疾人法案》的修正案正式出台，有趣的是签署法案的人恰好是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总统。
修正案对“残疾”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刻的解释，并将癫痫、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可能严重影响主要生活活动的伤害纳入残疾概念之中，使得更多人能得到残疾法案保护。
“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是文化上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能接受残障人士出现在荧幕里。”电视剧导演戴维斯说道。他来自一个残障人士家庭，双亲都是盲人。“电影或电视剧的演员很少会有残疾人的身影，即便剧本中安排了个残障人士角色，都是让正常人来扮成残障人士。”
举例来说，“小雀斑”埃迪·雷德梅尼凭借在传记电影《万物理论》中饰演霍金一角，成功拿到了奥斯卡奖。更早一点，达斯汀·霍夫曼在电影《雨人》中演了个患有孤独症的角色，也拿到了奥斯卡奖。
“为什么要让正常人来扮演残障人士呢？”戴维斯发问。
尽管目前有诸如语音识别软件来帮助那些失明、失聪等残障人士上网，但总体上网络离残障人士还很遥远。很多人认为，下一步需要让技术的发展帮助到残障人士，使他们能更便利地使用网络。
梅纳德则认为，消除美国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歧视，不再特殊化残障人士，是关键的一步。他相信当有天社会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平的机会，所做过的这些努力就值得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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