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说 | “红黄蓝”事件48小时过后:“虐童”惨剧何时休?法律修正何时了?

谢明杰 
 

近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爆出“虐童”事件,这已是携程亲子园事件过后,短短两周内发生的第五起影响较大的涉童惨剧。

对孩子们而言,学校本应是家以外的第二社会,他们在这里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构建、表现一个新的自我。但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背后,却反映出了幼儿自我保护意识、能力的缺失,以及在此情况下社会和法律监管的缺位。


 

儿童保护不仅仅责在家庭,更需社会合力,仅依靠家庭吆喝卖力是不现实的。要有效解决频发的虐待幼儿现象,应从法律的角度思考。简单关停违规幼儿园机构治标不治本,刑罚作为社会防卫的手段,起到其他救济方式所达不到的强制作用。因此,落实刑事追责、完善法律法规才是权宜之策。

2012年浙江温岭虐童案件,公安机关虽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院批捕施虐者,但法院最终撤销了该刑事诉讼,对其作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当时,刑法对虐童行为在立法上存在空白——虐待罪的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虐童的伤害程度往往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罪的标准。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增加了虐待罪群体的范围,“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次修改赋予了虐童案件司法救济的可能性。
 

事实上,虐童法案与其他虐待案有不同之处,前者的推进仍在路上——当儿童所受的身体伤害未能达到入罪标准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探讨在对儿童所受的精神伤害程度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制定和成年人不一样的标准?因为年龄阅历的不对等,成年人自我治愈的能力远大于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虐待行为给后者留下的心理阴影往往更大。

除刑法修正之外,其他基础法律是否也可以进一步修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可以加入对教师的追责,进行教师职业禁入制度的尝试,如果教师个人在基础教育中曾经有过虐待、性侵的不良记录,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终身禁止其再进入基础教育领域任教,起到普遍预防,警醒整个教师团队的作用。

儿童保护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责任,司法人员和法律修正也同应在路上。面对接二连三的虐童事件,如何从根本上制止、从法律上惩戒,值得深思。


 


发布时间:201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