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说 |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三问

江楠 杜杨


首先这不是一篇合乎“规矩”的新闻评论。我们没有聚焦在某个点上,而是放眼于事件中的几个主体,竭尽全力地展现我们对于此事件的种种思考和质疑。如你所见,这座冰山仍然有很多没在水中的部分,有些重要事实和细节仍未水落石出。我们也不知何时能够看到冰山的全貌,也不知最终看到的全貌是否是一个被修葺过的、经过多方博弈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思考总是有价值的。毕竟,有批判才会有进步。

昨天,“携程亲子园”被一群怒不可遏的年轻父母,通过曝光监控视频的方式,送上了头条。一时间,携程、第三方托管机构、上海妇联、地方教育局相继发声,相互扯皮推诿,好不热闹。然而,在这件虐童事件中,他们都是共谋,谁都脱不了干系。


一问携程。

事件刚刚曝出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携程。本是为员工谋福利的携程遭到了网友们的抵制和谩骂,甚至还曝出携程威胁受害员工家长不能曝光虐童事件的截图。昨晚23点14分,携程发表声明,而此刻距离11月6日家长发现孩子被虐视频已经过去了三天多的时间。携程声称,会与受害家长站在统一战线,彻查此事,给家长一个交代,并承认了事情发酵伊始的时候,确实有恳请员工不外传消息的做法,但绝无使用威胁的手段。同时,携程还承认了其在此事件中确实存在监管不力的行为,并称愿意对失职负责。

携程本不应该是那个最应该被抨击的对象。企业本着为员工谋福利的初心,却用最烂的牌技将手里的一副好牌打得稀烂。而这一手烂牌,不仅让孩童受罪,让员工家长愤懑不平,让消费用户心寒,让企业形象蒙灰,它还摧毁了内部员工的忠诚度和信任度。前几天还处在“捆绑销售”风口浪尖上的携程,眼看着就快要耗掉自己所有的诚信度了。

“其实,携程也是受害者,花了钱替员工做事,结果出现这种问题,携程也要为员工讨说法的。”一位知情人士对南京大学新记者说。

携程确实是一个受害者,却绝对不是一个无辜者。在上海妇联的牵头下,携程亲自承担了亲子园的招标工作。然而,这场招标却招来了一个机械无备案、幼师无上岗证、园内职工分责不明的“三无”幼教机构。而后,携程称其有专门的HR部门管理去监督亲子园的运行,但就是在这看似完备的监控环境下,他们仍然放纵着这群恶魔,一次次在他们眼皮底下行凶。

作为彻头彻尾的帮凶,携程难道可以用一句“监管不力”来解释问题么?


二问上海市妇联。

妇联,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它具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简单来说,妇联就是政府下达民意和群众反映民情的沟通桥梁,不仅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公信力,而且在群众中拥有较好的口碑。

而虐童的这家亲子园是由“为了孩子学苑”这个所谓的第三方教育机构开办的,而该学苑归属于《现代家庭》这个由上海市妇联全资控股杂志社。据目前透露的信息,这家机构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公司,更没有运营幼儿园或幼儿教育管理机构的经验。而这样一家第三方机构之所以能被携程选中,上海妇联的推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原本应该在虐童事件中成为意见领袖的妇联,却亲手缔造了这一场虐童悲剧。

“作为主管部门,市妇联将对《现代家庭》杂志社严肃处理,对直属事业单位加强管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举一反三,一如既往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广大妇女儿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整整齐齐的八股文风,云淡风轻的追责意识,无法确认的担责方,都让人们对口口声声说“要为妇女儿童谋福祉”的上海妇联大失所望。

这不禁会让笔者对这个闭合的关系网产生某些质疑。批准私人托儿所是需要当地教育局审核才能通过的,而审定的标准在妇联所控股机构的审核中竟然是有弹性的。那么这份权利是否有人监督?是否可能存在权力寻租的现象?如果存在权力寻租,那么中国在2009年关停公办托儿所之后,到底有多少所“问题亲子园”还没有被发现?而这中间的利益链条到底是怎样的?而妇联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三问政府“学前教育计划”。

2013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为了缓解3-6岁的孩子“入园难”的问题,严厉限制幼儿园的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而2016年之后,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预示着未来两三年内“双职工家庭”对托儿所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亲子园并非是携程的专利,不少私企也纷纷设立了这样的“托管所”,以期帮助员工解决后顾之忧。就携程这一家企业来说,目前孩子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员工有800多名,已有120多人选择了亲子园,并陆续有新进员工排队申请。据全国范围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父母对托儿所(针对0-3岁儿童)需求得到满足的只有0.1%。

面对这样巨大的供需矛盾,国家教育部门并没有出台任何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兴办托儿所,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指导措施。而且从2016年市教育局叫停携程亲子园来看,私人资本自办托儿所的门槛也非常高。当然这也是携程最后去找了妇联牵头的原因之一。


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中关于0-3岁早教


那么,我国的幼龄儿童教育的现状,究竟是怎么样的?在资源相对丰富和密集的上海尚且如此,中西部那些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城市又是什么样的光景?除此之外,本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幼师素质差的问题是否是普遍现象?目前有更好的方法来提升幼教这个梯队的整体实力么?为避免虐童事件的重演,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出台呢?

这些都不得而知。

而据我们所知,政府好像并没有真正地重视幼儿教育的问题。在幼教市场上,政府一方面砍断了公立托儿所的设立,另一方面也没有鼓励私立托儿所的政策出台,至多留了个小口让资本市场往里钻。其强大的垄断力度却并没有与之成正比的管理力度相配套,导致幼儿教育整体处于空白且灰暗的地带。回顾以往,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只是由于未冠以知名企业的名头,而不为人所知。


基于多起幼儿园虐童事件之后,2017年刑法修订案对虐童的量刑


诚然,政府是在不会断加大力度完善教育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难道要以孩子们的成长作为改革的试错标本么?

其实这几天,好些人建议开发一个可以看监控视频的APP;携程官方也表示,如果以后继续开办亲子园,会全面安装监控并同步到家长手机端,让家长可以时时刻刻看到孩子,了解孩子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APP顶多是个洋药方,治标不治本,家长该焦虑的还得焦虑。若想真的消除家长们的担忧,关键是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见的制度。

如果可以做一张有关托儿所的职责明细表,家长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哪个部门负责那个条口,出了事儿可以直接去问责,后期如何监管审核,老师们如何分配上课的话,怎么还会发生像现在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团状问题呢?只有把孩子放在透明的制度框架中教养,权力才算是真的被关在笼子里了,家长也才能够真正地安心。



发布时间:201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