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给学新闻一个理由

        在12月8日晚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放日活动中,副院长徐慨教授从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出发,为南京大学2017级人文大类新生发表了题为“给学新闻一个理由”的演讲,讲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


徐慨


徐慨教授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刚才新传院这个新大楼的宣传片有一句潜台词没说,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来新传院吧,肯定装得下。”(台下笑)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人文大类的新生了,还是很激动的。你们这些都是要来新传院的吧?不来也没关系啊,我最喜欢看到你们想来又下不了决心的样子。(笑)

        其实说实话,我参加学院这么多活动,第一次看见这么整齐的阵容,我们的书记、院长、副书记、办公室主任还有几位教学骨干,都来了。其实我听说还有更多人要来,比如有老教授要拄着拐杖来,被刘书记拦住了;有两位系主任正在美国访学,也想包专机回来,被杜院长拦住了。(笑)总之呢,今天能来的都来了,还有想来的没来得了。待会儿在座的都别走啊,一会儿书记发红包,院长请吃宵夜,一个都不能少。(笑)其实这么多老师来陪着大家,而且老师们都花枝招展的,有点像孔雀开屏,什么意思大家都懂吧。

        我今天这个讲话有一点勉为其难。本来应该是杜院长讲的,但杜院长说他讲话火力太猛、煽动力太强,如果把大家都忽悠到新传院来了,其他学院的院长肯定跟他过不去,所以换一个稍微温和点的,火力小一点的,所以就换我讲。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我想跟年轻学生讲的话,在2013年南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2015年我们新传院的新生开学典礼上,我已经讲过了,网上也可以搜到,而且就那些内容。

        今天给我布置的题目确实有点困难,叫作“给学新闻一个理由”。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难讲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话题,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你不需要跟他说理由,他就学了新闻;有些人学新闻,你要跟他说很多理由;还有些人,你跟他说再多理由,他也不会学新闻。


1

        就拿我自己来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少年时期的某一个上午,在我父母的书房里面翻开了一篇报告文学,被当时这篇报告文学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所折服,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从此就立下志向:我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做记者——其实那个时候我连做记者意味着什么都完全不知道,只不过因为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碰巧是一个记者。

        甚至包括像我这样,从小立志要做记者,高考时也放弃保送其他专业,选择报考了我心爱的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而且毕业的时候也幸运地做了我想做的新闻记者,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也不止一次地会有疑问:我到底该不该做记者?这个行业到底值不值得做下去?

        这样的疑问,当我举着摄影包,踩在齐腰深的污水里,污水里飘着死老鼠、垃圾还有很多难以言状的污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报道洪水时,我没有;当我为了写殡葬工人,跟殡仪馆的化妆工、搬运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候,我没有;当我为了采访当年三峡工程上马时激烈争论的几位专家,一天不吃不喝时,我没有;当我为了赶到新闻现场,背着几公斤重的采访设备和行囊,挤在装满农民工的火车上,从南京一直站到河南兰考,站了整整七个小时的时候,我也没有。

        但是当我经历了千辛万苦,写了报道,而且报道发表之后创下了我所在的报纸创刊之后最高的发行量,但是却因为涉及到敏感题材最后受到批评,而且从我心爱的特稿记者的岗位上调离的时候,我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疑问:这难道就是我要从事的记者工作吗?这难道就是我要追求的新闻理想吗?



        这样的困扰让人如此难以释怀,以至于我在痛苦思考了整整一年之后,做出了一个当时让我的老师同学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我用辞职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行业深刻的失望和彻底的幻灭。

        这应该是我立志做记者以后,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低谷,遇到第一次真正的挫折。那一年,我25岁。


2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投身了广告行业,做得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活得也比做记者时更潇洒,更滋润。但无论是我拿下更大的客户订单,还是我的广告创意在全国评比中获奖,带给我的满足都不能超过做记者、写报道所带给我的满足。虽然我在做广告,但我内心所有的牵挂,或者说我真正的兴趣,真正的乐趣,还在于做新闻、做记者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了解我的人都劝我,你还是应该回到那一行,这句话点醒了我。

        于是在我兜兜转转工作了七年之后,在我做了四年报纸、三年广告,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两年传播学的研究生之后,我应聘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回到了我一直忘不了也放不下的新闻岗位。

        这一次我是从零做起,先做统筹,再做策划,再做编导,再做出镜记者,再做栏目主编,再做评论员,这一做就是十五年时间。在这期间,我个人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在于,从前做报纸记者时,自己做的报道被枪毙或者因为涉及到敏感题材被批评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失望,很懊恼;但我到了央视之后,再遇到类似情况,用我们新闻评论部的一句部训来说:“如果你的片子被毙了,回家洗个热水澡,明天接着报题。”

        所以在《新闻调查》栏目有这样一句话:“每一个编导都有一个没有播出的代表作。”这么说的话,我的“代表作”应该不止一个:中国最大的公益慈善项目希望工程捐款被挪用的内幕、中国足坛的黑哨名单、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偷渡案蛇头的专访、当年最富争议的一位官员——山西长治市委书记(也是电视剧《新星》的人物原型)吕日周的专访,这些倾注了我们节目组很多心血的节目,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播出。虽然有点可惜,但是已经不能像过去导致我从报社辞职那样,不足以对我产生“致命”的打击。

        仔细回顾和反省,我不得不说,在我刚刚毕业做报纸记者的时候,考虑的更多是建功立业、扬名立万,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追求,所以难免有些患得患失,对个人得失看得太重,以至于对一时的挫折难以释怀。在经历了辞职这样一个大挫折之后,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思考,经历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习,当我重新回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当我从零做起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不再过于计较个人得失,不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反而变得更加豁达、更加坚持、更加有韧性。在中国做记者,当然是需要新闻理想的,但一定不要对新闻作业的环境太过理想化。


3

        那么现在我要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学新闻?为什么要做一个传媒人?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是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节目《六十分钟》(这个节目今年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打造的。《新闻调查》被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旗舰栏目,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优秀电视人的黄埔军校。

        我去《新闻调查》栏目面试的时候,当时《新闻调查》的副制片人张洁,也就是现在我们南大新传院“孙明经纪录片工作室”的主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到《新闻调查》来?”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我沉默了好久。过去在报纸采访的种种经历,以及后来做广告和求学期间对于传媒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种种思考,在那一刻全部涌上心头。

        所以我这样回答:“在推动这个国家向更加文明、更加民主的社会进程中,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一个30岁男人的30秒沉默》,登在《新闻调查》的内刊上,因为那一年,我30岁。

        应该说我的回答是我当时由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我后来的十五年电视工作中,无论是顺利还是遇到挫折,无论是幕后还是台前,无论是做策划、编导还是评论员,这样的初心就没有改变过。以至于我后来调到南京大学——我14年底调到南大来——在做一个讲座的时候,一个学生当场问我,说,你如何评价你过去的从业经历,如果有机会重新做选择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我认为过去的从业经历是完美的,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我愿意重来一次。



        当然,这里说的“完美”并不是说我个人做得怎么样;我所说的“完美”是指,我过去二十多年媒体生涯所经历的那些痛苦、那些挫折、那些思考和那些收获,是那么的真真切切,而且,弥足珍贵。

        当我采访的上海滩第一批因为炒股成为百万富翁的“杨百万”对我说,跟他同一批成为百万元户、在大户室里的人,全都不在了,赌博的赌博,吸毒的吸毒,玩女人的玩女人,最后全都家破人亡,其实再有钱的人,也不过是一天吃三顿饭,夜里睡一张床。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致富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致富之后如何克服贪婪,克服挥霍,如何克服为富不仁的问题。

        当青基会的秘书长在希望工程捐款被挪用达上亿元的新闻曝光之后,在我们的镜头面前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声嘶力竭地反问:“你叫我遵守规则,你给我规则了吗?你没有给我规则。”当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在没有规则、没有约束的环境里,任何所谓的美好、任何所谓的善心,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地鸡毛,所谓的慈善和公益,很可能变成私人的摇钱树。

        当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却在三年里组织了150人成功地偷渡到美国和日本、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蛇头”的陈文树对着我们的镜头说,那些偷渡的乡亲,为了到国外讨更好的生活,连死都不怕,我有什么办法?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相信你会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市委书记吕日周当着我们的镜头说“市委书记就像一个孤身守护城堡的人,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你的亲人都从城外向城里攻,哪里守得住”;当福建省公安厅的厅长庄如顺在被判死缓、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是帮助赖昌星出逃的关键人物——他在镜头面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赖昌星要钓的大鱼,但是我被他钓到了;当你亲历一次像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这样的报道,亲耳听到十几名一审被判死刑的罪犯的“临终告白”时,那些官商勾结、令人发指的表演和勾当,远远不是《人民的名义》的编剧所能想象的。

        当你听到一位只有八岁,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二年级的学生,一字一顿地对着你的镜头说“我恨!为什么城里孩子,农村孩子,都是孩子,为什么我们要受他们欺负”,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一个发展不均衡而又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人能有充分的安全感,哪怕你是“高端人口”。

        好了,现在我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学新闻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有很多,政治的、商业的、法治的、科技的、思想的,都可以推动。而媒体的力量未必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但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自信而又盲目自信、众声喧哗而又理性沉沦、信息泛滥而又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果没有优秀的媒体,没有优秀的媒体人,没有他们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所期许的美好未来,恐怕只是空中楼阁。

        因此,学新闻,做一个新闻人,可以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以良知守护者和传播者的角色,进入历史,记录历史,见证历史,进而创造一个更好的公共生活。

        而且,即使退一万步说,你什么理想也没有实现,你也不需要懊恼,因为你至少可以认识一个一手的中国、一个更为真切的中国,至少可以争取活一个明白,而不是生活在别人裁剪过的事实当中,浑浑噩噩,或者人云亦云。

        当然,假如你非常不幸,就在这一刻,或者某一瞬间,因为听到了某人的一句话,或者看到了某人的一次采访、一篇报道,你感觉自己像被击中了,感觉灵魂受到了召唤,你下决心要步邵飘萍、张季鸾的后尘,要步白岩松、柴静的后尘,要步罗伯特·卡帕和安德森·库珀的后尘,你也不要惧怕。

        你可以来新传院,因为这里有和你一样勇于担当、充满人文理想和责任感的同学;这里有目前南京大学文科当中唯一的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有40位富有学术修养和实务经验的老师,有8个可以随时操练的院媒平台;有你心目中的名记者、传媒界的大咖到课堂上面授机宜,你所关注的,比如说《新闻调查》《看见》《十三邀》《奇葩说》《金星秀》《吐槽大会》《暴走大事件》,你所关注的现象级内容的主创人员,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课堂上面对面地跟他们进行讨教。

        你可以来新传院,因为这里还有在亚洲乃至全球非常知名的广告大师亲授的广告创意课;你可以在寒暑假到“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城市进行采访,你可以到青海三江源地区进行考察;你可以去央视、可以去《人民日报》、可以去新华社;你可以去腾讯、可以去网易、可以去财新;你可以到国外进修、访学,还可以参加学院与腾讯、百度打造的各种内容创业创新的项目;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打造成“网红”、打造成“IP”。

        当然如果你还没想清楚,无法做出选择,或者你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到新传院来,你可能会选择别的专业、别的学院,那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学哲学,我希望你能成为当年在南大哲学系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如果你学历史,我希望你能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华或者沈志华;如果你学中文,你应该立志成为提出“怀疑的时代依旧需要信仰”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卢新宁,你应该立志成为《穹顶之下》的总编导,也是我们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的师姐范铭。


4

        好了,我说得已经够多了,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

        第一句话,任何时代,无论多么艰难,永远都不会缺优秀的媒体人,不会缺优秀的记者,不会缺新闻理想。未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我认为,动机只会更加纯粹,境界只会更加高远,专业能力只会更强,给这个社会的贡献应该更大,人生也应该更加精彩。而这样的人,也许就坐在你们中间。你愿意成为这个人,还是愿意成为这个人的校友,悉听尊便。

        第二句话呢,套用周星驰电影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邀请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笑)如果上天能够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些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未来依然抱有信心的年轻人说出三个字:学新闻。

        如果非要给这个选择加上一个理由,我的理由是:信慨哥,得永生。(观众笑,热烈鼓掌)


整理 | 付思涵 范文君 王梓岩

图片 | 谢慧婷


发布时间:2017-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