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丨记者节后,你还在做新闻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访谈录

孙远 郭璇 钱琪 周贞璇 陈丽金


看到上面这些标题吗?

这是传统媒体人、新媒体人为中国第18个记者节的献礼。

在所有抒情的标题中,唯有《新京报》点出了新闻工作者的本质——唯有真相不可辜负!

无论是传统媒体志得意满的20世纪末,还是如今日益凋敝的新闻理想;无论新闻工作者的名称是记者,写手,还是公众号博主……新闻工作的本质都是对事实的无尽探索。

也正是在今天,一篇十万加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又迅速地消失了。那是一个叫“任易”的公众号写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真相——就在张葆葆身后》。从作者的自我介绍来看,他是个厂商销售、项目经理、一级建造师……总之,跟记者毫无关系。但你不能说他做的不是新闻。

新闻并没有变化。人们还是喜欢看独家,所以卓伟们兴起了;人们还是喜欢看事实性的调查,所以“任易”才能十万加。

那么挖掘事实、核查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有何意义?公众与媒体究竟是什么关系?记者应如何应对喧嚣的自媒体?

记者节后,让我们理性地探讨一下这些令业界、学界都纠结的问题吧。

我们今天刊载的,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关于后真相时代的专访。胡教授就事实核查的兴起、公众与媒体的关系、记者如何应对喧哗的时代、新时代下记者的职责等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


事实核查是新闻行业的顽抗

NJU核真录(以下简称核真录): 您如何看待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新闻实践在全球新闻行业的兴起?一方面现在的受众对硬新闻的兴趣下降,另一方面,国际媒体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从事关于事实的调查,您觉得这是一种怎样的现象?

胡翼青(以下简称胡):在哲学界,第一次讲“事实核查”,是发生在非理性主义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对理性主义产生的巨大冲击。后来就诞生了分析哲学。我们今天核查事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来自于分析哲学,即从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文本中哪些部分是事实,哪些部分不是。但是后来维特根斯坦发现这种语言分析方法放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是失效的。他意识到不可能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精确的科学语言来描述某件事情,所以他后来转向了后结构主义。这种核查事实的要求,恰恰来自于人们对知识的共识危机。今天在新闻界出现的情况,与哲学界有类似之处。再度提出“事实核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专业主义的一种反击。我们不能称之为进步或退步,而是把它作为应对复杂的“后真相时代”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法可能很传统,未必能应对各种新现象。但不管怎样都是一种努力或面对危机的一种挣扎。今天,新闻专业主义受到冷落。恰恰因为这样,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的受众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挑战越大,可能它迸发出的活力和战斗力就越大。事实核查就是彰显新闻专业主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


公众品味从未下降

核真录:后真相时代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公众心理的变化?

胡: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社交媒体现在用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传播我们所说的“事实”,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提供真相。等真相被呈现时,人们的注意力早就转移了。第二方面,新闻信息的“海量化”导致公众比任何时候都缺乏与复杂的世界的勾联能力。新闻已不再是公众认知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了,而变成了他们娱乐和消费的方式,变成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人们也许并不靠这种方式来完成政治参与、或者行使严肃的社会权利,而是靠这种方式来娱乐、充实自己的闲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关注有故事性、情感比较强烈的新闻报道。所以社会新闻,尤其是复杂的社会新闻、情节会不断反转的社会新闻,就变成了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方式。与以前社会精英阶层所认为的“硬新闻”、有质量的新闻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不是因为公众的品味下降了,而是他们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不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而变成了一个提供娱乐的文化产业,因此新闻也被卷入了娱乐化的浪潮之中。


事实再快,快得过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吗?

核真录: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常常说“情感太多,而事实不够”,在这种现状下,您认为新闻媒体应如何坚持专业主义?

胡:在情感新闻、反转新闻日益兴盛的今天,人们新闻事实的意义越发遥远。所以今天的新闻业——无论是自媒体还是将来化整为零的、有质量的垂直新闻网站——它们的必经之路是再次揭示新闻对个体的意义,我认为这是新闻专业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客观地呈现新闻。这就像照相术出现后,绘画风格马上便倒向印象派。原因是什么呢?无论怎么画写实的作品,你画得过照相机吗? 传统媒体对事实的核查速度再快,你能够赶得上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吗?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新闻业就要提供更专业化的视角、更专业的报道、更专业的观点。


管受众干吗?捍卫好自己的底线

核真录:那么受众又应如何对待新闻中的情绪?

胡: 在我看来,受众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群体。 我们当然要花精力去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或新媒介素养——这件事当然要做——这是公民教育的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来,也没有看到受众有多么高的媒介素养,然而新闻媒体一样运作着。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不管公众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在消费新闻,消费情感,新闻媒体要坚守自己作为公共利益捍卫者的职责。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望公众的公共空间,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 受众总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必要每天想着他们怎么顺应我们的要求,而是说我们怎样捍卫我们的底线。


新闻人的麻木不仁,乃职业新闻的悲剧所在

核真录:在新媒体的语境下,您认为公民新闻人与职业新闻人应如何相处来推动新闻真相的恢复?

胡:公民新闻把大量的新闻线索堆积在个体面前,而且时不时产生未预料到的轰动性效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给职业新闻业提出了要求。首先要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因为记者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事实报道者了。有些时候,公民新闻有着特殊的优越性,职业新闻不太容易战胜它。其次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觉得自己的地位失落了便无所适从,要懂得适应一个新的专业新闻的定位。职业新闻业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强内功,写出高质量的报道来。我认为现在的专业新闻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有时他们写的新闻报道还不如民间写手写出来的有深度、有质量、有观点、有思想;我们的职业记者还不如公众更能理解新闻这种知识的本质,新闻的本质就是揭示在常人视野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最可怕的是——麻木不仁的专业新闻从业者还在沿用以前的那套大众传播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这才是职业新闻的悲剧所在。


丧什么丧?

核真录:那么在人们对于“硬新闻”的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继续发展“硬新闻”?

胡:我不太同意你的判断。社会并不是不需要硬新闻了,其实还是需要的。只是说,现在大家对于硬新闻的关注程度下降了。更准确地说,新闻的重要程度还在,只是它不再动辄万人空向。比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节律,它就是以硬新闻来设定的,就像人们的生物钟一样不可或缺。而且,反转新闻如此之多导致现在大家审美疲劳,总有一天大家想知道反转新闻背后的东西,以及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喧嚣就对职业新闻业和公共性新闻的长久未来产生怀疑、沮丧或者动摇。现在被冷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被冷落时反而更会去思考,怎样做一个专业主义的新闻人。


发布时间:201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