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 今天,我们来聊聊性教育

        11月20日-26日,我们完成了“南京大学性教育状况调查”的问卷发放和回收工作。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31份,覆盖全校28个院系。除去两题及以上为空白的无效问卷,并对部分样本量过大的院系进行随机筛选以控制院系比例均衡后,共回收有效问卷580份。本文中所引用的图表均据此制作而成,仅供参考。

  

唐诗语 李亦玄

  

        2016年12月1日是世界第29个艾滋病日,很多人或许对这个话题并不陌生。随着观念逐渐开放,人们不再谈“艾”色变,甚至厌倦了每年如约而至的各种宣传活动。但身处南大,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艾与防艾?更进一步地,是否能对南大性教育做出一点反思?

  

艾与防艾,离我们有多远?

        前不久,南京大学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前副会长魏泊静因为玛丽斯特普(一个提供性与生殖健康宣传教育与服务的公益组织)项目申请的要求,与好友结伴体验了一次艾滋病的检查。本以为护士会投来异样的眼神、医生会做一番详细的盘问,但实际情况却简单得多。填完表格,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便直接缴费、抽血——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一共花了63元,其中挂号费18元、检测费45元。三天后,她便可以到医院大厅自助扫码领取结果。

        自从军训时期加入急救方阵以来,本想加入红会进一步了解急救知识的魏泊静,机缘巧合之下参加了区计生部门组织的性教育培训,这便成为她大学时期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

        大二时她也想过放弃。“那时身边很多厉害的人在各个组织里开始崭露头角,模拟联合国、AIESEC、创新大赛……我在犹豫要不要换一个领域锻炼自己。”但大二那年寒假,很久没有联系的高中同学突然在她转发的文章链接下面评论:“你做这个真的很有意义!”这让她意识到自己也在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给予别人很重要的一些知识,甚至让他们知道怎样和自己的小孩谈论关于性的话题。

        “艾滋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少。”前青春健康教育社团负责人彭不同告诉记者。的确,大量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2015年1月-10月,北京,艾滋病新增病例3000余例

       2015年,上海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去年同期上升31.4%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2011年-2015年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大学期间。

        目前,南大校医院尚无法进行艾滋快检,这并非因为技术层面的困难,而是由于它涉及医疗系统上下级的沟通、检测者个人信息保密等诸多问题。“艾滋快检只是进行初筛,万一检测出来是阳性,还需要一系列的后续工作,不然把人吓着了怎么办?”校医院分管公共卫生的副院长刘平表示,对检测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登陆校医院“健康教育网”的艾滋病专栏,上面公布有南京免费检测艾滋病的地点。

        虽然校医院无法提供艾滋病检测服务,但验孕却很方便,与正常挂号看病没什么差别。

        其实仙林校区内就有避孕套临时免费领取处——活动结束后多余的避孕套会放在仙林校医院楼下门诊处;鼓楼校园里也有投币式的避孕套贩卖机。“学生们往往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好意思去领,所以有时给男生宣传资料的时候里面就夹上两包。”刘院长提到,避孕套的放置点可以做进一步的改进,除了校医院,学校内的宿舍楼、招待所、校外的宾馆等地都可以增设放置点,以方便学生的取用。

        作为江苏省六所防艾试点高校之一,南大一直将防艾教育作为性教育工作的重点。刘院长介绍,校医院还会给新生入学讲座、知识竞赛、食堂宣传视频等防艾教育提供技术指导。就连东南大学的“防艾书签”也曾被南大借鉴过来制作发放给学生。


体制之内,主流之外

        “你会正确地使用安全套吗?”

        前不久的11月13日,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16级实验班团生活动的最后一个部分,主持人魏泊静向台下的同学们抛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人回答。魏泊静掏出一根提前让团支书备好的香蕉作为道具,开始向大家演示正确佩戴安全套的方法。男生们普遍比较主动,撕开包装三下五除二地给香蕉戴了上去。女生们则显得有些羞涩,手里捏着方形小包装袋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一场以“大胆谈性,认真说爱——你所不知道的性教育”为主题的院系团生活动。类似的性教育团生活动南大红十字会已经在地科院连续举办了四年。

        校工会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李菁老师告诉记者,我校性教育主要包括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避孕与流产、青春保健等有关内容,同时也会涉及到性别性向平等内容。成立于2007 年的“青春健康教育社团”是一个以开展性教育为主题活动的社团,它的核心理念在于“同伴”。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


遇到性方面的困惑时向谁求助?

  

        与很多高校不同的是,南京大学红十字会由校团委和校医院的共同指导,下设技术、宣传、联络等部门。来自主管部门拨付的资金有限,而安全套等物资、宣传教育的资料、主持人学习培训等都需要经费,于是校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计生协 CYN(China Youth Network)、玛丽斯特普等 NGO 组织联系申请项目,提交策划书后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资。目前他们已经连续两年申请到了中国计生协举办的青春健康高校项目,每年能获得 10000 元经费。此外,省市计生协以及隶属街道也给予了避孕套、交流培训以及经费等的支持。

        当然,这些项目的申请并非没有门槛,考核的标准之一便是全年活动的数量。

        “如果大学生入校前在接受健康教育方面有缺失,那我们可以把同伴教育团生活动一直办下去”,地科辅导员周璐莹说道。在她眼中,年轻人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了兴趣和好奇心,一味地压制只会使其在宽松环境里“反弹式地爆发”,导致失控。她理解很多老师所说的“尺度问题”,主要是担心学生更倾向于“摘取”性教育中负面内容,导致其与正面内容相混淆——而这与宣传时所倡导的积极健康的理念是相悖的。但只要注意方式,积极倡导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性,她认为并不存在避讳之说。

        魏泊静回想自己三年多以来与院系合作团生活动的历程,通常需要红会主动提前联系、上门推销。尽管姿态放得很低,但能否合作还得看各个院系的情况。她开玩笑称他们的团生活动像“游击战”——没有固定的地方,全看院系愿不愿意配合。“一些学院的老师一听你们是做这个的就不让、不批。到最后,要么就是我们自己黑教室,要么就是有老师来查。”

        “你们遭遇过误解吗?”

        “很多啊”,彭不同说,“有些老师会觉得,你不要跟我说性话题,只要说怎么防艾,就够了。”

        这样的回应多了之后,让她们不得不开始思考:那道心理的界限在哪里?

        “你去试一下怎么让你的爸妈稳稳地接受你在做性教育这件事,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和更多人谈了。”一位老师曾这样对彭不同说。

        在累积了与院系沟通的经验之后,魏泊静发现里面其实也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技巧:与老师沟通要强调红会的资历和口碑,主要宣传预防艾滋病等生理保健知识。而与同为学生的团支书沟通起来就轻松得多,流产、“LGBT”(女同、男同、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的简称)这些词也并非不可触碰。

仅不到1/4受调查同学表示曾在大学接受过性教育。

  

        除了平时的团生活动,诸如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17日)、世界避孕日(9月26日)、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等节日也是红会开展性教育主题活动的重要形式。今年12月1日,以“携手防艾,守护青春”为主题的“南大防艾周”正式开始,防艾周将以展台、名家讲堂、与各院系合作的防艾团生教育等形式进行。这是青春健康教育社团与红会、校团委反复研究商榷之后的结果。

        其实,判断活动策划能否通过的标准,大多根据老师的经验。兼管青春健康教育的李菁老师也谈到诸多无奈,比如“避孕”可能会被理解为鼓励性行为,“不恐同”被理解为鼓励同性恋,活动策划总是要反复修改七八次。而关于同性婚礼、同伴出柜分享会等活动方案遭到否决,背后的原因便涉及到多方面的考量:国家法律尚未许可同性婚姻、把控不好容易被外界误读……单纯的初衷却常常因为话题敏感性而被解读出莫须有的含义,这是他们的担忧所在。

        “体制内也有体制内的好处”,魏泊静笑说,“我们不担心人数。”因为走的是团生活动的模式,保证了一定的参与人数,所以现场不至于太过惨淡。而其他学校的红十字会以社团的方式生存,在活动招募和宣传上就会面临巨大压力。

  

性教育只是教你怎么戴安全套吗

        在文学院辅导员姚斌留校13年的光景里,性教育在她的印象中一直是一片空白。辅导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也缺乏专业机构的支持,“我的感受并不全面,只是觉得性教育这个事情是有一点断裂的。”

        作为辅导员,姚斌十分关注学生的生活点滴。她会通过细微表情感知学生的情绪变化,也会在朋友圈里留心大家的情感状态。一旦发现有学生情绪不对劲,她便找机会与同学们聊天。在姚斌的眼里,很多学生触摸到爱情后会进入另一种状态,茫然也会随之而来。“心中那团火已经烧起来了,但他看不见自己的心在哪儿,甚至不知道享受的是恋爱这件事,还是那个人。”甚至也许他知道技术层面的知识,但在做决定的一瞬间就突然改变了——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年轻的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何况人性本身便有难以捉摸的微妙。

        至今姚斌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还在浦口校区读大学的时候,没有任何平台和途径获得性知识。她的闺蜜在六个月内两次因意外怀孕进行人工流产,身体受了严重损伤,导致后来两次失败的婚姻。直到去年闺蜜才和第三任丈夫有了孩子。这件事对姚斌的婚恋观影响很大,在性教育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有些弯路难免要走。

        时过境迁,很多性知识可以通过网络被便捷地获得。那么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性教育?是两性身体结合的一瞬间?还是“灵”与“肉”的契合?是生理防护知识的灌输?还是成熟性观念的培养?

性让你联想到什么?

  

        “我不希望因为性教育技术层面的加入,让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觉得,做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一些瑕疵的、不美好的,有人性的‘恶’在里面。”姚斌对于性教育存在自己的担忧,她不愿因为潜在的危险影响年轻人们对于感情很美妙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姚斌认为要从一个更大的两性关系教育的模式和体系入手,“单纯来讲性教育,有点空中楼阁的意思。”这是姚斌十多年来从事学生工作的体会。

        彭不同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红十字会有一位师姐偶然间得知,与自己同一批做性教育的女生患上了艾滋。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那个女生明明知道对方是艾滋病患者,但还是选择不戴套。“这是她的选择,我们没法干涉。”作为同伴教育主持人,最大的原则便是秉持“平等尊重”的态度。他们只是提供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而如何选择还在乎个人。

        在江苏省预防医学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还锡萍副主任委员看来,性教育同样是一个大话题。她认为,大学期间的性教育自有其特殊之处,相较于初高中而言更应该从深度推进。就青年人而言,生育过程、性成熟、性约束、性魅力、性文化、性道德、性行为、同性恋、性变态乃至婚姻、家庭等都属于性教育的范畴。

        但在中国,这显得尤为困难,家长的误解便是阻力之一。还锡萍解释道,“中国的家长常常把性教育等同于性行为教育,难以接受初高中阶段开设这样的课程。”所以,大学性教育就显得尤为迫切,更多的是对初高中性教育的一种“补课”,“虽然这对有些人来说已经迟了”。

        在本次问卷调研中,不少受访同学表示已经有过“性之初体验”,这也就意味着,性教育的话题,在当下大学校园已经难以绕开,是需要直面的事实。

        大学应该向社会输送什么样的人?还锡萍说:“一个只懂专业知识却不懂得什么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人,是不会拥有幸福生活的。”还锡萍认为学校更应侧重于培养学生“保护自己的智慧”,能够觉察到危险并主动避免,学会对新型毒品和不安全的性说“不”,坚持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谁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到了感性的时刻,这些‘应该’都是不管用的。”

  

性教育应当以怎样的方式进行?

        地科辅导员周璐莹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同学主动来找她倾诉自己的情感问题。作为与学生打交道最多的群体,辅导员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也搭建着学校和学生间的桥梁。事实上,前不久校学工处才对全校辅导员开设了一场防艾知识讲座,希望通过他们将性知识传递给学生。与此同时,周璐莹老师也发现,“(学生来咨询)通常是一些失恋、表白失败的困惑,性方面的咨询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网络、书籍和同伴是南大学生们获取性知识的主要途径,

而父母与学校所占的比重较小。

目前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法是戴安全套,可是在580份问卷中仍有将近70人误认为认为体外射精,避孕药,安全期,结扎手术可以预防艾滋病。

  

        与周璐莹不同,姚斌有时会在与学生聊天时主动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打一点“擦边球”。而学生们的反应通常会因为感到尴尬而有些抵触,“OK,你不用再说了,你要说的我都知道。”新闻传播学院辅导员徐志萍感同身受,她曾偶遇在外留宿的同学,当委婉提醒他们时,得到的回应也与姚斌所经历的如出一辙。“一方面是出于尴尬,一方面是不愿意与老师进一步讨论,也是应付一声。”

        在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有不少同学提出了自己在性方面的困惑。据研究中心主任费俊峰老师回忆,性取向、性病、恐艾、性别角色等问题都曾被涉及,甚至有因偷女生内衣而被有关部门送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同学。上学期校园性骚扰事件之后,很多同学在小百合上流露出对性的“恐惧、可怕、不了解”。这也让老师们意识到“我们在性教育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费俊峰透露,他们将有意识地增加这样的主题,开设更多讲座的同时,也准备和南大研会的“恋爱公开课”合作。

近1/5学生表示曾遭受性骚扰,过半选择沉默隐忍

  

        费俊峰老师也与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的徐花老师、社会学院的吴作富老师共同担任着一门公选课“大学生心理健康学”的课程。这门课每周开设四次,一共八节课,共覆盖将近400人。在费俊峰老师目前的课程设置中,有一讲便涉及到性别角色的塑造、性取向、如何看待同性恋等问题;而吴作富也在两年的授课经历中发现,大家对两性与爱情的关系问题更感兴趣,使讨论更为聚焦。

        “性可以谈,不是为了让大家感到羞愧或怎样,而是从正面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去谈”,费俊峰希望这门课能够转变大家对“性”的偏见,但在实际教学中,他也发现同学们会表现得十分害羞。

        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超过七成同学表示愿意与同龄人、男女朋友交流关于性的困惑,而在有效问卷样本580人中只有一人愿意与老师交流。这或许也正是“同伴教育”的优势所在。相较于传统课程中“师生”关系的角色分明,同伴教育主持人更多时候扮演着“同龄人”的角色,聆听大家的困惑,一起探讨应该如何应对。

        “我是一个引导者,我不是你的老师,也不是你教给你什么”,彭不同做同伴教育主持人时始终尝试着让同学们在头脑风暴中思考: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保护自己?她希望把主导权交给学生自己,就像几个老友的畅谈。“如果把性教育变成一场沉闷的说教,那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同伴活动的形式在几年里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三年多的经验积累让魏泊静越来越成熟老练,活动开始之前,她会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与同学们聊天,“招呼”大家往前坐,“因为生理距离决定心理距离”,大家坐在一起比较容易消除陌生感。每次讲授的内容与形式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击鼓传花”、“关键词起立”、“你画我猜”等游戏项目交替使用,与性知识相结合,激发大家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参与其中。

        现在南大性教育还处于“知识科普”的阶段,如果活动规模再小一点,可以尝试“青春解码”(通过情境模拟传授相关知识)、沙龙等互动性更强的形式。但这只是其次,魏泊静提到,他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人才的稀缺。校外有很多培训资源,大家积极性却不是很高,响应的人也不多。不参加培训,又没有实战经验,前辈们的经验没法传递下去。“我们那帮做性教育的老人有很多从实战中得出的经验或话题的讨论,新生如果没有接触过的话,不理解你在说什么。”

        然而她们仍然抱着美好的愿景和期待。彭不同关注“南大表白墙”的动态时,会看到相关的帖子下面评论有对有错。在她看来,学生们对‘性’的了解程度仍然要比学校认为的多得多。但她仍然希望能够通过性教育的相关活动给大家提供尽量可靠的知识。

        “在慢慢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可以给每一个进来的大一做一个这样的培训,在他们最年轻的时候接触到最全面的知识。”彭不同这样说道。

发布时间:2017-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