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这次,我想给你讲讲山里的“黄”故事

冉娅 任欢欣


3月7日,杭州一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在微博上吐槽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称其“尺度太大”,课本插图和配文“太赤裸裸”。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该小学最终收回读本。

这撕开了中国性教育纸窗的一个边角,引发了大众对中国性教育的开诚布公的拷问。                  


留守的花蕾,隐忍的痛

“我和弟弟上了他的车,那车是拉泥巴的大车,他随后也上了车,手握着方向盘,也不出发,” 谈起这段幼年时的遭遇,22岁的贵州姑娘林芳(化名)有些难以启齿。“突然,他转过来越过弟弟,将手直接放在了我的胸上,隔着衣服,我的胸被他捏得生疼,他嘴里还说着,‘我来看看是不是座椅后面的零件出问题了。’”

“我当时不知道那位叔叔是在‘猥亵’我,还以为他是不小心碰到的,”林芳说,“不过因为很害怕,所以趁着他下去和旁边人打招呼,我和弟弟就飞快地跑了。”

林芳来自黔东北的一个小县城,该县是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经济落后,教育落后,思想保守。”谈起自己的家乡,林芳说这是她最大的感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任何关于“性”方面的知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猥亵’和‘性侵’,包括我的同学,我的小伙伴,他们也不知道。”林芳告诉记者,遭到猥亵那年,她才11岁,那一次的遭遇给她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从此,她惧怕陌生男子,特别是“和爸爸一样大的”。只要家里一来陌生男子,她都会跑进屋里去躲起来,“我害怕看见他们,他们太可怕了。”虽然已经是22岁的成年女性,但是讲到当时的情景时,林芳还带着11岁女孩恐惧的腔调。

“后来你有告诉过爸爸妈妈你的遭遇吗?”

“没有,我很羞愧,也很害怕。”

8岁那年,父亲出远门打工,她就和妈妈生活在一起。10岁那年,爸爸突然从外地回来,说是要去县城谋生计,就叫上妈妈一起去了,虽然离家不远,但是也难得回一趟家。她开始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于生性腼腆,林芳平时也不和爷爷奶奶说过多话,很多时候会闷着头想念爸爸妈妈。

不到十二岁的时候,林芳第一次来月经。当时因为没有人告诉她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她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得病”了。

“妈妈从县城里回来我也没敢告诉她,也不知道来了月经不能吃冰的食物,摸冷的东西,冬天的时候,我还用冰冷的水洗衣服,当时就感觉心里凉凉的,很累,有时还不停喘气,好像要死了。”

谈起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在生理期“胡作非为”,林芳“恨”自己当时太傻。“我一小学同学的奶奶就是因为在生理期间‘胡作非为’,后来得了病,听说很严重,终身未育,她的爸爸是她奶奶抱来养的。”说这话的时候,林芳看起来有些后怕。

“12岁之前,妈妈有和你讲过生理知识吗?”

“没有,后来我的‘秘密’不小心被她发现了,她告诉我那叫‘月经’。”

11年前,林芳是留守儿童。而11年后,我国仍然存在像她一样的留守儿童。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农村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留守女童2800多万[1]。有人称留守女童为“留守的花蕾”,她们从小就留守在农村,有的衣食住行依赖爷爷奶奶,有的需要独自面对生活。成长环境中父母的缺失,让她们遇到生理问题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Bojack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三的学生,目前是南京大学青春健康社团社长、校红十字会技术部部长,曾有过多次在乡村进行性教育的经历。

谈到接触农村留守女童的经历,Bojack告诉记者,上个寒假进高中做性教育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农村女孩。女孩来月经的前几年月经失调,因为她在农村,信息不发达,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太在意,直到念初中的时候去了她们镇上的一个小医院,医生给她做完检查后要求她打激素针,让她服用激素。后来她停止服用激素以后,月经就又不来了。医生采取盲目的治疗手段,女孩自己又不懂,似病非病的症状就一直拖着,形成了恶性循环,“这对女孩来说显然是一种伤害。”

“现在回想起来,真得特别心疼当时的自己,有时候躺在床上会哭出声来。”林芳说,她之所以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她现在已经长大,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那段难堪的记忆。

林芳还说,她想告诉人们,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性教育不是可耻的,相反,不愿提及“性”才是最可悲的,因为伤害无处不在。“性教育从来就不应该缺位,更不应该迟到。”


乡村“性教育”,寸步难行?

“初二生物课上,讲到人体器官与青春期身体变化那一章节的时候,生物老师直接跳过,还对我们说,你们自己下去看一看就行了。”中学就读于重庆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的王尘(化名)告诉记者,自己是在初二的生物课本上第一次了解到“性”知识,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内阴”、“外阴”、“阴茎”、“包皮”此类词汇,所以第一次看到时,觉得很有趣,不过“老师上课从来没讲过。”

其实,我国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性教育一直比较含蓄。2002年1月,中国第一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出版,也遭受了社会舆论的争议。在中国很多学校,性所谓的‘性’教育课程只是个摆设,成为各种重点学科的‘后花园’;即使偶尔开设了性教育课,老师讲课也是‘尺度小’,‘点’到为止;而在观念相对落后的农村学校,性话题还是一个禁区。”[2]。“不羞学堂”志愿者洪涵就深有体会。

洪涵是南京大学商学院大三的学生,2016年暑假到云南省镇雄县一所山村小学支教,期间担任三四五六年级“男生班”性教育课程老师。由于当地的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性教育”,虽然经过长达3个月的专业培训,教案也是打磨了又打磨,她当时心里还是有所顾虑。“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拿不准,上了第一节课后,就感觉好多了。”


洪涵在支教讲课过程中


据当地学生反映,洪涵是首位对他们进行‘性’教育的老师,由于上课时间有限,她前前后后只上了六节课,内容涉及我从哪里来,认识身体器官,什么是隐私部位,什么是生殖器官,如何保护和清洗生殖器官,男性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如何安全度过青春期,女性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侵犯与骚扰,多元性别,自慰常识等。参加她的课程的学生从8岁到15岁不等。

第一节课上,当洪涵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时候,孩子们的回答让她哭笑不得,有的说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有的说从是妈妈肚脐眼出来的,还有的说是是爸爸妈妈睡觉来的……这其中有三四年级同学的回答,也有五六年级同学的。“从他们的回答中我能感受到,哪怕是三年级的孩子,也早就对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产生过好奇,并且通过听过的故事或者询问父母得到了他们以为正确的回答,但是他们的回答没有一个是正确的、科学的。”

有一次,在三四年级讲完“性骚扰”内容后,洪涵问道:“被侵犯应该怎么办?”令她惊讶的是,有人举手回答。

“我给他一个眼神(示意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一脸严肃告诉我,自杀!我不动声色,继续问他,除了自杀还有别的办法吗?他继续说,嫁给他。我说,还有吗?他说,没了。”

随后她在班级进行了一个投票,同意自杀的将近一半,支持嫁给他的也有几个人。还有人插嘴说,万一人家不要她不就没法嫁了。“我问除了这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人有其他办法吗?没有人说话。”

因为有了三四年级的经验,当去五六年级问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洪涵适当调整了自己的措辞。“还不错,有人告诉我应该报警。”她说。

但是当她又继续追问道:“有人有不同意见吗?”有个男生举手,“老师,万一当时没有手机怎么办?”“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不报警吗?”“对!万一这件事被别人知道了对那个女生不好。”仔细思考孩子们的表现,洪涵发现,当被问及遭遇侵犯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孩子们的第一反应是,女性被男性侵犯,女性应该怎么办?就算是面对女性被侵犯这个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被侵犯的女性应该自杀,或者在侵犯者愿意的情况下,被侵犯者应该嫁给侵犯者。“我不想用落后、保守这些词来形容(他们),我只是觉得这种想法有点恐怖。”洪涵说。

“对比男生班此起彼伏的提问声,女生班总是显得较为安静腼腆。”来自南京大学医学院大二的和赵琬玥是洪涵的“性教育”搭档。支教期间,她负责对女生进行“性教育”。她告诉记者,很多时候女生班都存在一种抵触情绪。第一节课讲女性外生殖器官时,大部分女生羞于开口,甚至连黑板上的示意图都不愿意多看,大多是瞥了一两眼,就扭头不看了。几个胆大的女生倒是很大方的抬起了头,看了很久还发出了嗤嗤嗤的笑声。如果说第一堂课女生班的反映还在预料之中的话,那么第二堂课讲青春期女生身体变化时,听到月经、遗精这些平常老师学生羞于开口的生理性词汇时,女生班态度的转变让和赵婉玥始料未及,相比于讲授身体器官内容,她们不仅仅是害羞,有的还出现了强烈的抵制情绪。“她们趴在桌子上扭头不看黑板,被助教老师提醒后才稍稍认真一点。”

同样的情况在男生班也存在。当洪涵讲到,爸爸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产生了受精卵,受精卵在妈妈的子宫里成长大约10个月就成了婴儿,孩子们有的会露出不解的眼神,好像在听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但有的会看着她嗤嗤嗤地笑。

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性教育,”孩子们的表现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性”并不是一窍不通,或多或少的,他们通过一些途径偷偷了解过“性”,正因为是“偷偷”了解的,当老师“赤裸裸”地讲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脸红,会害羞,甚至会抵触。很显然,作祟的不是“性”,而是了解性的“方式”。

和赵琬玥告诉记者,孩子们缺乏的,远远不仅是“性”常识,令她担忧的是,很多孩子连基本的生理卫生常识都不知道。“有孩子告诉我内裤可以一周换洗一次,这应该是日常生活中母亲缺乏教育孩子的意识,甚至母亲本身也不了解引起的。我只能不断重复强调,希望能引起重视。”

孩子们对“性”的或多或少的排斥与抵触让洪涵和和赵琬玥深感无奈,但是她们又觉得孩子越是抵触,“性教育”就越有必要进行下去,“可能短期支教,一次两次课改变不了孩子们的思想,他们所处的环境绝对比我这个半吊子老师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大。”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改变很难,也很漫长。

乡村性教育的缺失程度恐怕是我们远远无法想象的。洪涵表示,该小学不但没有性教育课程的老师,连一本像样的教材或是读本都没有。她们过去支教,因为没有课本作为辅助,所以完全是靠老师讲授,所以她们强烈希望能又一套完整的性教育教材,“哪怕是读本也是极好的”。

对于“性教育读本尺度”问题,洪涵表示,如果用尺度来评价这本书,我认为是对这本书的亵渎,是对科学的亵渎。性教育在我国显然是必需的。性教育读本的出现说明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性教育,国内性教育能有这样的发展令她很开心,因为“之后的志愿者上性教育课有得借鉴了”。

耻于传授,羞于面对,传播无径,普及无门。诚如以上说言,尽然中国乡村“性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相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在普及乡村性教育这条道路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一起思考,一起行动,一点一滴,使性教育正大光明地成为每一个孩子的必修课。

“就算环境的影响是很难克服的,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乡村性教育继续努力着。”洪涵说,她很庆幸自己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乡村,给山里的孩子带去性教育知识,同时也见识了中国乡村的性教育现状,至于怎么做好孩子们的性教育老师,值得每一个人用心思考。

“或许山村社会情况并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但希望本课程的开展,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并且总有一天能够绿树成荫。”和赵琬玥说,她希望接下来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加入她们的队伍,能在性教育支教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注:感谢林芳(化名)、王尘(化名)、bojack、洪涵、和赵琬玥接受此次采访,因为他们,此篇报道才得以顺利完成,感谢!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新华网,2015

[2]参考文献:《中国性教育与其他国家对比》,2016


发布时间:2017-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