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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9期(总第79期):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 【刘云虹 教授】

  2016 年 12 月 9 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 9 期(总第 79 期)在费彝民楼 A 座 418 室举行。 此次学术午餐会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云虹教授为学院老师和同学介绍她的博士论文《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蕾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刘云虹老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前三季的文集。来自院内外数十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及讨论。   一、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刘老师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她的博士论文《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针对国内翻译批评的现状,借助语言哲学、现代阐释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探讨对文本意义问题的关注为翻译批评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与可靠的理论资源。通过这种探索,论文提出翻译批评应关注意义这一翻译的核心问题,从翻译的本质中探寻自身理论建构的可靠途径。 刘老师接下来介绍到,翻译学有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和翻译批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相较于前两个方向,翻译批评的发展相对滞后,是一个年轻且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刘老师说,在她写作博士论文时,国内的翻译批评基本上是一种鉴赏式的评论,或者是通过举出某部译作中的错误和不恰当之处,做一种相对简单的“好与坏”的评判。当时的翻译批评一般可以被概括为“挑错式”和“印象式”两种类型,考察的对象往往局限在翻译技巧层面。针对这种状况,她在论文中提出翻译批评应充分把握翻译的本质、关注翻译过程并由此探寻自身理论的建构。刘老师指出,无论是挑错式的翻译批评还是印象式的翻译批评,关注的基本上都是翻译的结果,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考察,没有揭示译本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生成并呈现出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样貌。 关注翻译过程,首先无法忽略的就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的核心地位与能动作用。刘老师举出 林纾 和鲁迅两位著名的翻译家作为例子来说明翻译主体对译作文本的影响。林纾的译作 晓畅易读,却往往 被称为“不忠的美人”, 其中大量的错译、误译和改译常常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 鲁迅则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即便牺牲译作的可读性也在所不惜,他的翻译方法甚至被梁实秋指责为 “死译”。刘老师借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翻译方法与译者本人的翻译观、翻译价值观密切相关,并且翻译活动还要受到历史语境、文化立场、时代背景等诸多要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翻译技巧和翻译结果的考察,而要深入到翻译过程中,关注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传达。 实际上,对文本意义问题的关注源自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刘老师指出,翻译是一种具有复杂过程和丰富内涵的活动,就根本而言,翻译活动包括理解与表达两个最重要的过程。 因此,文本意义是翻译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文本操作和主体行为, 翻译必然要面临文本、意义与理解之间的复杂关系 。意义的多元性、文本的开放性、复杂的翻译过程和能动的翻译主体,这一切都使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成为翻译批评中无法绕过的根本问题。 基于此,刘老师在博士论文中力求促使翻译批评从经验主义的种种矛盾对立中摆脱出来,重构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批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理解和对话为本质属性、关注翻译过程、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能动作用并以建设性为根本诉求的翻译批评。        在介绍了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之后,刘老师着重与大家分享了论文选题和论文写作两方面的心得。 在谈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刘老师特别引用了她的导师许钧老师的观点:“博士论文选题就像挖矿,如果能挖到一座好矿,并持续不断地开采,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对此刘老师深有同感,她说,博士论文的选题应该体现博士生对自身的学术定位与学科研究方向的确立。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经历,刘老师认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学科传统,二是学科发展,三是学科前沿。 首先,刘老师说,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深受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学科传统的影响。南大法语专业历史悠久,是 1981 年全国设立的首批博士点之一,尤其具有深厚的翻译传统, 历史上何如教授、陈宗宝教授等老一辈学者曾在翻译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特别是何如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译介,主要译著包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法译唐诗百首》、《木兰辞》、《文心雕龙五篇》、《屈原赋选》等并参加《毛泽东选集》 1-5 卷的法文翻译与定稿工作,成果卓著,蜚声海内外, 1986 年荣膺法国政府颁发的“棕榈教育勋章”。 在老一辈以及后来的许钧教授等一批学者的耕耘下,南京大学法语系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翻译传统,而刘老师本人也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在本科阶段就选择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以《高老头》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要素对于翻译的影响。 其次,刘老师指出,学科自身的发展对于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翻译批评绝大多数是针对文本的感悟式的鉴赏或评论,理论研究,尤其是系统的理论探索相当缺乏,这样的现状使得翻译批评的发展在整个翻译研究中显得十分滞后。对此,许钧老师等一些翻译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翻译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许钧老师在 1992 年出版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专著,虽然篇幅不长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弥补了当时翻译批评理论建设的空白,也大大推动了翻译批评的发展。正是在翻译批评理论发展的背景下,在导师的影响下,刘老师更加坚定了翻译批评研究的方向,致力于在这一领域的挖掘和探索。可以说,《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这篇博士论文实际上也折射出翻译学科发展自身从实践走向理论的必然方向。 最后,刘老师认为,在影响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刘老师说,在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一般有“照着说”和“接着说”两种类型。如果能够在“照着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继续“接着说”,这样的研究显然更有价值和创新意义。 在 2003 年前后 ,《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中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应该说国内和国际翻译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前沿性。从翻译批评现状出发,立足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把握,立足于文本意义与翻译活动的关系,建构以意义理解为核心的翻译批评理论途径,进而探寻如何评价翻译、如何认识翻译的价值、如何拓展翻译的可能性,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前沿。 在谈到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刘老师认为,写作博士论文时首先要有跨学科的意识与方法。刘老师介绍到,由于外语专业在语言上的优势和便利,翻译研究领域并不缺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资源,尤其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跨学科研究成果引进得很多。但比起跨学科理论的引介,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理论如何能够为我所用,真正用来研究和解决翻译学科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刘老师特别强调,翻译行为是一种特别的语言现象,展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例如德里达、伽达默尔、利科等,都关注并探讨过翻译问题。那么,反过来,我们翻译研究又该如何借鉴语言哲学、现代阐释学等跨学科理论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只有考虑清楚这个问题,所谓的“跨学科”才能够超越对理论的盲目追求,才能避免概念的简单堆砌,也才能真正具有建设性。目前国内的翻译学研究在跨学科方法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翻译与语言哲学、翻译与社会学、翻译与历史学,甚至翻译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了颇有价值的成果。 除此之外,刘老师强调博士论文的写作还需要注重学术视野和学术规范。首先,刘老师提醒大家要注重文献综述,这部分内容往往能够集中体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刘老师认为,应当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结合起来,既关注历史的发展,也充分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从古今中外多维度、全方位地把握学科研究的历史与发展。接着,刘老师分别从摘录、转引和转述三个方面提醒大家注意学术规范,特别警惕隐性的学术不端行为。第一是进行文献阅读和摘录时,一定要注意准确标注所摘录文字的出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特别是在论文写作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情况下,以免时间一久误将他人见解当成自己的心得。第二是尽量使用一手资料,如果必须转引他人文献资料时,一定要核查所引文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明确标注引文来源。第三是转述他人观点时,一定要坚决避免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的做法。 二、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 随后,刘老师谈及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问题,她指出博士论文既是一个学习阶段的终结但又是下一学术研究阶段的开始。刘老师认为,一座好矿应该可以被持续开采,同样,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能够被持续挖掘。她以自身发展为例介绍说,在《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这篇博士论文之后 ,自己继续进行翻译批评理论研究, 2007 年“翻译批评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2015 年,项目研究成果《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出版,并获得 2016 年第十四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刘老师谈到,学术研究应该有明确的方向性,要回应国家战略的需求、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问题的需求。目前,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翻译的重要性受到各界的空前关注,但翻译观念、翻译方法和翻译价值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质疑。 因此,在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她进一步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密切关注翻译现实,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中国文学外译这一引发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目前,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她 一方面从翻译批评的角度,以中国文学外译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挑战, 探索中国文学外译的途径、模式及其有效性,另一方面结合中国文学外译的具体案例与现实问题,重新审视 方法、标准、价值等 翻译根本问题,力求深入把握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创造性,促进翻译批评发挥其应有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翻译批评理论途径,进一步深化翻译批评研究。 最后,刘老师与在座同学分享了博士论文写作和学术研究的“十六字秘笈”。首先是“整体把握”,也就是对学科发展的历史、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与前沿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第二是“自我定位”,即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学术研究有明确定位,刘老师指出,对于在学术道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而言,必须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学术面貌越清晰越好,切忌今天研究这个选题,明天又转而研究另一个选题,到头来每一项研究都做得不深入。第三是要“找准问题”,也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和研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问与答的循环,文本阅读实际上就是一个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其实同样,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和研究得出的成果也应该是对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的回答。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最后是要“以小见大”,这是针对写作而言,刘老师说,可能是受法国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她一直认为科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从一个相对小的、易于把握的并有针对性的问题入手,再关照到更为宏观的学科领域,高谈阔论式或理论堆砌式的研究往往没有多少价值。 三、提问与讨论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6 级博士生何瑛提问: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对待商业化作品和学术作品是否有不同的标准?在翻译的规范中例如“信达雅”这样的要求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译者个人风格和创造性的限制?   答: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在翻译研究并不考虑商业因素。我想,你的第一个问题涉及的实际是通俗作品和严肃作品的翻译以及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之间的区别。虽然作品的类型和风格不同,但对于译者而言,忠于原著是大家普遍认可并遵循的翻译标准。但对“忠实”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维度,也就是说, 当人们在谈论翻译的忠实性时,翻译到底应该忠实的是原文的什么?是文字忠实、意义忠实、审美忠实、效果忠实抑或其他? 例如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他的翻译方法常常被称为“连译带改”的翻译,但葛浩文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一贯坚持“为读者翻译”的观念,认为翻译的忠实并不在于忠实于原著,而在于“对得起读者”,因此他在翻译中所做的删改和调整在他心目中实际上是一种对读者的忠实。此外,在美国,出版社和编辑有很大的话语权,翻译中的很多改动实际上是遵照编辑的要求进行的,不能一概而论地归结于译者的翻译观念或翻译方法。再举一个例子,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曾公开批评村上春树的中文译者林少华的译本不忠实,认为 林少华用 “文语体、书面语体”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口语体”, 林译因而在风格和准确性上都存在问题。 林少华对此并不认同,他反驳说, 文学翻译的忠实性应体现在译文的“整体审美效果”,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审美忠实”,因此,他的翻译并没有违背翻译的忠实性原则。 第二个问题同样涉及到翻译标准,说到翻译标准,就不能不谈“信达雅”,目前翻译界所普遍认同的仍然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的,他 针对《天演论》的翻译有感而发, 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实际上 属于“翻译感言”、“翻译经验谈”一类,并非真正作为翻译标准来论述。因此,虽然“信达雅”被郁达夫称为翻译的“金科玉律”,但在翻译界曾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翻译必然遵循一定的标准,而创造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而文本的理解中必然包含读者的创造。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普遍性和创造性。理解本身就蕴含着创造,文本意义不是由作家意图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文本所决定,而是经由理解过程中的视域融合生成的。因此,读者的阅读必然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行为。而译者首先是读者,并且是带有特殊任务、更有责任心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再创造。不过,翻译再创造的程度与文本的开放性密切相关,文本的开放性程度越高,翻译创造的可能性和空间就越大。与法律文本、合同、说明书等非文学文本相比,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显然更强,因此翻译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学翻译。 除了文本因素,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也是决定译者再创造的重要维度。还是以 林纾的翻译为例,林译小说往往被称为“不忠的美人”,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只能依靠合作者的口头翻译来成文。但他采取的意译翻译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本人对于翻译和翻译价值的理解。对林纾而言,翻译外国作品并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要达到救国新民,改造国人思想的目的。基于这样的目标,林纾自然首先要考虑文本的可读性,如果他的译本根本无人问津,那么所谓救国新民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了。重视文本的可读性,就要让译文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口味,例如在翻译某些作家的作品时,删去大段的景物描写以加快叙述节奏等。当然,现在看来,林纾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违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但林译小说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纾的翻译也是十分有代表性的翻译个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6 级博士生杨世宏: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在“美文不忠”和“忠文不美”之间进行平衡和调和?   答:这也是和翻译忠实性相关的问题。实际上,“忠实”与“美”并不是矛盾的概念。译文是否既要求真又要尚美,这首先要看原文的风格如何,要看原文究竟美不美。如果原文的语言并不美,而译文的语言却很美,那么从翻译求真的角度来看,这种美的译文反而是不忠实的。林少华对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以及翻译界部分学者对林少华翻译的批评,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有日语界的专家指出,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夹杂很多口语体的表述,文字并不能算优美,而林少华在翻译中采用书面语体,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著,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林少华优美的译文,村上春树的作品根本不会在中文读者中收到如此追捧。林少华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促使我们对翻译忠实性问题,尤其对忠实的不同维度加以反思。 如果原文文字很优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的目标就是既要求真又要求美。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原著,如果译文是忠实的,那么它的风格就应该非常接近原文,也就应该也是美的。翻译有思维、语义和审美三个层次,既能达到语义层次的忠实,又能达到审美层次的忠实,这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也应该是译者的不懈追求。但也不得不说,在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实际过程中,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审美效果考虑更多的译本更受欢迎,即使它在语义的忠实层面有所欠缺。有个挺有趣的例子,勒克莱齐奥先生最近在被问及在更喜欢莫言还是毕飞宇的作品时,曾婉转地表达可能更偏爱毕飞宇的作品,原因是,法国译者忠实地翻译了莫言的作品,很好地传达了原著的语言风格,以至于很多短句都被照原样译出,然而法国读者偏爱能体现深邃思想的长句,对只有主语和谓语的短句往往难以接受。 实际上,这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造成的,在目前中西文学译介不平衡的情况下,某种“连译带改”的权宜之计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关系的改变,原汁原味的翻译才是读者真正期待的。所以尽管绝对的“忠实”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但译者仍然应当不断向翻译之“真”靠拢。我个人一向主张翻译应最大程度忠实于原作。 最后,主持人王蕾老师代表参加学术午餐会的所有听众,向刘云虹老师表示感谢, 第 79 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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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前沿|我院周凯教授指导的微电影《南京合伙人》在南京大学第三届创作创意大赛上获特等奖

  南京大学第三届创作、创意大赛颁奖会圆满举行 2016 年 12 月 23 日, “ 艺术,让生活更美好 ”—— 南京大学第三届艺术创作、创意大赛颁奖会在逸夫馆 8 楼艺术研究院会议室隆重举行。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侯勇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尹三洪、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栋教授、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童强教授、康尔教授出席颁奖仪式。文学、美术、文创、微电影等各个专业的指导老师以及全体获奖同学参加此次颁奖会。颁奖会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黄正明主持。 颁奖会伊始,康尔教授给大家现场展映了本次大赛的特等奖作品 —— 微电影《南京合伙人》,获得在场观看师生的一致好评。展映结束以后,主持人黄正明老师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然后请康尔副院长致辞。康副院长表达了对同学们的祝贺,表现出对同学们能够在众多南大优秀学子中脱颖而出的高度赞许。 在接下来的环节,童强副院长宣读了《南京大学第三届创作、创意大赛获奖名单》,此次大赛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共收集文学、美术、文创、微电影四大类别共 1000 余件作品,经专家评委初审和大赛评委会复审,最终评出大赛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43 名,优秀奖 31 名。 然后,特等奖获奖团队的指导老师周凯发言,通过讲述自己如何指导学生们拍摄微电影的故事,给同学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微电影拍摄的宝贵经验。最后,林玉婷同学代表获奖同学发言,分享获奖心得,并表示将在创作道路上保持高度热情,坚持原创,并表达对我院顺利举办创作、创意大赛的衷心祝愿。 发言结束以后,会议进入到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侯勇,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尹三洪,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栋分别给获得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同学颁发了获奖证书,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由于本次获奖人数众多,获得三等奖和优秀奖的同学在会议结束以后领取了获奖证书和奖品。至此, “ 艺术,让生活更美好 ”—— 南京大学第三届创作、创意大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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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8期(总第78期)【申琦 博士】中国网民网络信息隐私认知与隐私保护行为研究

嘉宾简介:   申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学者、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出版《手机信息传播中的法律与管理问题研究》、《中国网民网络信息隐私认知与隐私保护行为研究》专著 2 本,发表《在线消息源使用中的 “ 把关人 ” 角色研究 —— 以上海新闻从业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现象为研究对象》、《自我表露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行为研究: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 (APP) 为例》、《网络接触、自我效能与网络内容生产:网络使用影响上海市大学生网络内容生产的实证研究》等权威、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上海哲社一般项目等省部级课题等 6 项。获得上海市教委优秀青年教师项目资助,合作论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项。主讲课程《 Data Journalism 》 ( 数据新闻 ) 获 2016 年上海市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    2016 年 12 月 2 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 ” 第四季第 8 期(总第 78 期)在费彝民楼 A 座 418 室举行。此次学术午餐会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申琦博士为学院老师和同学们介绍她的专著《中国网民网络信息隐私认知与隐私保护行为研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成军博士主持本次讲座,并向申琦博士赠送了 “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 ” 共三季的文集,来自院内外的数十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及讨论。                      一、研究选题的缘起   申琦老师首先谈到,自己本科阶段学习的是法律专业,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新闻专业,博士是在厦门大学跟随陈培爱老师学习的广告专业,博士期间自己对传播学很感兴趣,对实证的研究方法也很感兴趣,因此就开始学习和听课,想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博士期间申琦老师做了一篇毕业论文,是关于《手机使用当中的信息隐私安全》,然而论文做完之后觉得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 2009 年左右,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在中国开始慢慢的普及,申琦老师就在想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网络空间来研究信息隐私保护的话,也许有更重要的一些东西值得关注?于是在复旦新闻学院做博士后的 3 年时间里,申琦老师就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方向。   那应该怎么做研究呢?申琦老师谈到当时有些老师跟她谈的时候说: “ 你之前是学习法律的,你有法律的优势。 ” 但是当其真正想从法律这个学术的视角去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申琦老师发现自己法学的积累还是需要进一步补充。不仅是因为 “ 我觉得我本科的东西早就还给老师了,尤其是涉及到隐私、民事等行为。 ” 申琦老师谈到,其实在整个国际上关于隐私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和版权、著作权是一样复杂。这个时候申琦老师就去请教了她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大学同学。他建议我说: “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民事行为当中,民事侵权赔偿的尺度该如何把握?你这样的研究或许会给我们的提供一些建议 ” 。这给了申琦老师一些研究的微光。     进一步的沟通仍在继续,申琦老师思考,如果研究只做信息隐私安全认知和保护行为的话,很多法学界已经从法律保的视角做过,就失去了专业优势。回到新闻学科专业本身来讲,受众成了一个突破点。所以申琦老师就想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样去认识隐私,怎么样去实施隐私保护行为。在确定角度、翻阅文献之后,申老师发现隐私权这个概念早在 1890 年就由美国的哈佛大学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提出来了。申琦老师讲了个阅读文献中的有意思的小发现: 1890 年代的美国,隐私概念的研究者的妻子有次在家里面举办晚会,恰逢黄色小报比较流行的时候,报纸喜欢窥视上流家庭,再呈现给公众,满足他们的欲望。隐私这一概念与当时的媒介环境对于生活的影响密切相关。所以他们认为,隐私和个人生活的安宁、著作权是一样的,是名誉权的一种。申琦老师在这个故事在启发下,想到媒介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当下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等以分享为核心的新媒介盛行的今天,我们对于隐私认知与保护的现状应该是被研究的重点。最理想的一种情况还能为我们国家的司法实践如何去鉴定赔偿的尺度,为司法认定提供一些经验性参考。       二、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    为什么要研究信息隐私,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而不是个人信息或者隐私?申琦老师认为,这是因为跟我们新的媒介,尤其是 90 年代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个体的生活数据都被记录了下来,而这样的一种大数据其实成为了社会的财富和资源,不仅是管理机构、企业,其实我们对其也有强大的需求。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出门不会去看 PM2.5 ,现在大家出去都要看,这其实就是数据。再比如支付宝可以记录着我们的消费情况。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记录在哪里?谁可以使用它?由谁掌控?我们可否管理它?谈到个人信息隐私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我的自决权,我来决定谁可以跟我、走近我,我来决定谁可以进入到我的空间,我来决定谁可以用我的信息。     所以申琦老师就很想了解现在有了那么多的技术和这样一个平台,而我们的信息和隐私也更多地呈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的隐私安全面临着很大一个危险,到底该怎么办?   对于信息隐私这个概念,申琦老师谈到张新宝和王利明两位老师是民商法发面的专家,目前在做个人信息隐私安全和保护方面是国内比较知名的,也是比较权威的。他们就提出这个概念,申琦老师认为这和全球在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当中的潮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提到信息隐私是权利的一部分,是人对生活状态,生活状况相关信息的一种自决权,这里面特别注意是一种自决权,为什么是自决权呢?     申琦老师讲到,我们谈的隐私这个概念它并不是新的,实际上是人在心理、生理过程中与周遭的社会事务进行交往界定个人生活领域的一个概念。在 17 世纪时候最早提出类似概念是英国政治家威廉 · 皮特,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 “ 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 也就是我在我的茅草屋中,即便我是赤脚农民,这也是我个人一个精神的和生理的生活的圈子。后来 1890 年时候,美国的两位学者提出隐私权的概念,说这是个人独处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独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和别人交流。人在独处的环境下怎么样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宁,又有一定的权益去维护和他人交往的私密性呢?所以大家就认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决权,这和美国、德国的立法是非常接近的。     信息隐私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一般的个人信息,一个是个人敏感信息。比如说每天交往当中,你们的出行记录,身份证和基本账户是一般的个人信息。而敏感信息是个人认定的,我们国家民法最早对隐私的命名,把它叫阴私,视为个人敏感的信息。从整个互联网秩序的维护角度来讲,积极的网络隐私保护行为有助于促进个人隐私的安全,而消极的反而是有害的,这是对信息隐私的一个界定,实际上这个概念也不仅仅是我国学者提出来的,中国是参照了欧盟 1995 年制定的欧盟数据保护指令,也对信息隐私给出的两个相同的概念,一是无差别的一般信息,二是个人敏感的信息。今年 11 月 7 日,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刚刚出台,也明确了一般个人信息将于明年要出台法律去保护。     然而对于隐私怎么保护中国还处于犹豫的状态。主动发布和留存在个人社交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吗?如果是自决权的话我只给自己想看的人看。说到这里申琦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去年年初上海外滩拥挤事故中,一个复旦的女孩不幸罹难了,媒体记者将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进行组合,曝光她的生活、爱好与交往情况,家人包括校友都很气愤。事后,复旦的陆晔等老师组织了圆桌论坛,讨论了这样的过度曝光是否算侵犯隐私?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和侵权责任法,死去的人是没有隐私和名誉权的,那她家人的创伤怎么办?欧盟曾提出过 “ 被遗忘权 ”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被遗忘权呢?比如人们几年前留在互联网上不太好的照片,几年之后依然在互联网上,被别人挖出来以后,再对成长之后的你进行人身攻击的话,算不算侵犯隐私呢?   今年( 2016 年) 11 月 7 号,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用户对涉及到自己 “ 错误信息 ” 的 “ 删除或更正权 ” 。 “ 我希望安宁你不要打扰我,我可以决定我的信息是否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二次传播。 ” 在互联网时代下,人们对个人隐私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申琦老师还想了解网络新媒介环境下,人们对自我隐私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申琦老师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是不鼓励有隐私的,比如经常说的一句话: “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 。 “ 你是个小人才会猥猥琐琐,不愿去和别人分享,我们崇尚的生活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 因此申琦老师就想了解新媒介环境下,尤其她所调研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申琦老师从 2010 年一直在做问卷调查,坚持到今年还在对上海大学生的隐私观进行调查,这 6 年的时间里,从 90 后到 95 后群体,申琦老师发现里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现在申琦老师的研究是调查从 60 、 70 、 80 、 90 后 4 代人隐私观的差异,发现了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但是最后申琦老师还是想从受众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隐私。 “ 我们真的有对自己信息的自决权吗? ” 申琦老师发问时举了个例子,南方周末前段时间有个报道,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隐私不是没有了,而是越来越贵了,看你愿不愿意放弃你的隐私去换取一些服务或是换购一些利益?这个又牵扯到一个保护成本的问题。为回应这个问题申琦老师主要以上海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数据从 2010 年到了 2014 年,主要是想从网络信息认知,隐私保护行为和现状,影响因素做一个考察,主要考察的是受众的心理、网络素养和社交网络中的自我表露行为,接下来还做了些内容分析,对中国 6 类 49 家网站的隐私保护政策做了内容分析,了解个体企业和国家层面对公众的隐私认知和保护行为方面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就是想对中国的司法实践提供经验性的参考。       三、研究背景和意义   “ 隐私研究属私人话题,千百年来处于调整变化中,但今天以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扩散,以个人信息为核心的隐私不再是私人的话题,更多地牵扯到一个国家的管理甚至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这个高度 ” ,申琦老师说到。     长期以来无论从社会认知和立法方面,国家对隐私概念的界定非常模糊。申琦老师接着介绍到,首先在认知上面有差异性,比如从文化上,我们最早的对隐私概念的认识模糊包括在立法上,最近在 2002 年侵权责任法当中,第一次把隐私权和名誉权放在了一起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很遗憾, 2010 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当中只是说到隐私权和名誉权都是人格权的一种需要保护,可要如何保护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2012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明确了隐私权应该分为一般个人信息和隐私。 “ 从国家立法的调整当中可以明确看出,我们国家越来越和西方特别是欧盟的路径接近了,开始重个人信息保护,轻隐私保护 ” 。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申琦老师认为这一方面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对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基于我们受到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信息交流必须受到保护的冲击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淡化对隐私概念的强调。而申琦老师的研究也是从信息隐私关注网络素养、自我表露等理论视角去考察考察心理和使用技能。     之所以选这两个视角考察,申琦老师说主要是因为看了比较多的文献,尤其是西方管理学当中,发现从上世纪 80 年代当中,提出了一个叫 privacy concerns 信息隐私关注的概念。这个 information privacy concerns 概念,主要是来考察从电子商务当中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理论模型是由于人们会有这样的隐私的担忧,所以才可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在这个自变量因变量的关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中介变量影响,比如说申琦老师就把网络素养,也就是人们有没有保护自己的技能加入了进去考察。申琦老师说到她在对上海大学生做了实证的调查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男性和女性大学生隐私关注度是不一样的,女孩更担心自己的隐私遭遇到风险,隐私关注度更高,但加入了网络素养这个中介变量后,实际上发现真正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和行为的反而是男性更高一些。所以申琦老师认为,人们担心自己的隐私和是不是能有效地去保护它,中间会有一些中介变量影响。在她最近的一个研究中又加入了一些影响的变量,比如保护成本评估,人们要评估一下自己的保护成本,自己是不是要付出很大成本去保护,如果很费劲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在申琦老师的调查种,在 95 后群体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普遍认为很担心自己的隐私,认为自己的隐私是要保护的,但如果在保护过程中需要提供更为复杂的密码,对发朋友圈进行打码的话他们会觉得很费事,结果人们就退让了,会说: “ 算了,反正别人不会对我怎么样 ” 。然而恰恰是这种心理,所以一年来网上的诈骗为什么多针对大学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有意识也认为做不了,人们的担忧和实际采取行动中间应该是有影响因素的。所以申琦老师找了网络素养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去考察,她的研究就是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获取中国网民对隐私认知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知道现在互联网环境下大家对隐私的认知有无改变?人们认为在个人隐私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自己还是社交关系,还是经济利益还是身份信息?二是了解他们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隐私。三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网络企业和国家的互联网信息隐私保护和政策法律制定,自己的研究能不能为规范网络企业行为提供参考。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申琦老师介绍到她的研究思路主要有 3 个方面,一个是认知的实证研究,梳理隐私概念的发展历程,分析近年来法律中有关隐私概念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运用心理学的保护动机理论、电子商务中的社会契约论来考察网络风险感知、网络利益感知与隐私认知的影响。   为什么要用心理学的保护动机理论及社会契约论进行分析?申琦老师说到主要是基于大量文献的回顾。在每次做调查前她都会做访谈问同学,也发现一些文献也提及,比如一篇研究美国大学生使用 FACEBOOK 的文章,谈到美国大学生在设定 FACEBOOK 头像,表露个人信息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对方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对我开放朋友圈,我也会对你开放朋友圈,如果你屏蔽我,我也屏蔽你,基于这种心理在电子商务中研究也特别多。这是类似于社会契约论,基于双方的知情和同意,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基于双方平等的一种行为。申琦老师发现把它放到民事行为中去考察,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当中,她就想,是不是在一般的网络行为当中,当人们感到风险的时候,感到利益的时候会怎么界定自己的隐私?比如是否风险越高,我就认为隐私感特别强,很多东西人们就不愿和别人共享。而利益大的时候人们就无所谓了。举个例子来说,人们现在都在用微信,可以绑定自己的手机、银行账户,人们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因为便捷吧? “ 现在出门买个菜都可以刷微信,买个面包什么的都很简单,假如不给你这种便利性你愿意提供吗?这时候你会打个折扣是吧?   申琦老师还说到,在访谈一些学生的时候,问到你的隐私观念强吗?他会说当然强了,线下我是很隐蔽的,日常生活中我也很少发朋友圈。 “ 他说的特别肯定,但是后来再问,他就说那我在用腾讯通讯录时愿意上传使用,因为他能帮我把通讯录备份到云端,这样我的手机丢了我就不怕个人信息遗失了 ” 。这样你会发现里面有隐私悖论,虽然人们线下很隐蔽,但只要给了人们足够的利益满足的话,大多数人是不介意把自己的信息交给别人的,他可能也顾虑到隐私的问题,但风险和隐私在他权衡之后会觉得利益带给我更多,我更愿意去做这样的行为,这会对人们的隐私认知产生影响。   申琦老师的一些后续研究,比如今年和网信办合作的项目中,针对今年 APPLE PAY 进入中国之后的一些问题展开。申琦老师介绍到, APPLE PAY 进入中国市场后,中国政府就一直在和他们沟通,主要是 APPLE PAY 的所有后台数据苹果公司是不同中国政府分享的,今年比较有名的是苹果在和 FBI 沟通中,所有后台数据是不给 FBI 的,企业要保证经营的独立性,不愿意把数据给政府,政府就很担心,企业掌握那么多公众数据,是否会做出一些非法的事情。   其次申琦老师还谈到网民信息隐私保护现状。网民在使用前会不会判断环境的安全?面对危险侵害时做什么样的应对,这里有个重要概念申琦老师和大家进行了分享。申琦老师认为隐私保护行为可以分为 3 类,积极类、消极类,抑制类。通常把消极类,抑制类放在一起。什么是积极类?比如说人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每个账号都设定复杂的安全密码,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一个密码通用好几个账户。 “ 比如我自己。 ” 申琦老师说到, “ 在家会把所有银行账户密码建一个 WORD 文档备份一下,家人都可以打开看,没有什么隐私,但我怕忘掉因为太多了,现在很多 APP 各种各样的密码,现在一些银行的支付用手势代替密码,还有头像,还有指纹,企业可以做更多事情帮我们减少支付行为。 ” 积极的行为就比如 “ 我设置了复杂的安全密码保护。 ” 什么是消极的? “ 比如我在互联网上使用到一定的程度,它让我提供真实姓名和住址的时候,通常我有 3 种做法,一种是愿意提供,说明我对服务满意,我想用,还有两种我不想做是什么呢?注册个马甲提供假名字,这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事情,还有一种是退出不再使用。 ” 但有人认为互联网就是我们的世界,它并不是虚拟,是现实的世界,那大家都避让,不再进行下一步的行为,肯定是无序的,无论从互联社会的运行还是个体想去实现个人的行为也好,这都不是很好的选择。所以通常鼓励积极类的,人们在足以保护个人安全的情况下使用,尽量不要提供马甲等消极类的行为。申琦老师说她的研究主要从自我表露来进行,自我表露主要是考察社交网络中个人隐私保护的状态。在社交网络中,根据她的调查, 90 后大学生群体更加倾向于向介于陌生人与亲密的人之间的人群坦露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是完全坦露,他们向半生不熟的人展示自我,晒幸福晒美食进行社会交往,反而会屏蔽父母,认为微信是敷衍父母的工具。 “ 虽然我不让你看我的微信圈,但会和你交往,实际上通过 QQ 和另外一群人进行私密信息的展示。 ” 网络素养的加入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保护技能确实会影响到保护行为。     最后申琦老师通过做法规的梳理,考察了中外隐私保护立法,中国宪法、民法、侵权责任法,法律规范对隐私保护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申琦老师更多的是在她的书中参考了美国和欧盟的立法。她认为, 2010 年之后中国关于互联网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基本上是在照搬欧盟的这套做法,欧盟对中国的影响特别大,而美国还是希望企业通过行业自律达到效果,来自政府的干预并不多。 “ 欧盟对个人数据的保护特别严苛,中国明年有可能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就会严格的规定个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不能在网上透露个人信息。 ” 但是也有专家也提出,未成年说自己的考试成绩特别好,想在百度贴吧里面说两句也不行吗?事实可能是不行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 “ 过于严苛是不是有好处? ” 申琦老师认为这个还在商榷之中,个人信息隐私牵扯到一个个人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问题,所以也才有奥格威写的《 1984 》和老大哥的形象。 “ 我们不愿意生活在全景式的监狱当中,不愿意实时被政府监控,就要有自由,可是自由的尺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还需要不断地探讨。 ”     对于研究方法,申琦老师谈到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看一下她的研究路径图,当时的构建是把国家和网络企业放在一个对等,网民虽然是一个核心,现在从信息隐私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把网民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 包括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 国家制定法律,老百姓也没有提出意见,实际上美国的 FCC 有一个民间的机构,所有网络企业制定的行业自律政策都要经过这个民间机构的认证。民间机构每年海选一些公众参与讨论,进而帮助企业进行信息隐私保护的自律。 “ 整个来说中国的网民对于信息隐私认知的程度还不高,从国家和网民这个角度我希望通过法规的梳理做一个文献分析,从网民和网络企业,通过内容分析法,我找了 6 类,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等等这样的不同的网站和 APP 端,去考察他们发布的隐私保护政策。     申琦老师还问到, “ 我们在注册一些账号时,它会让你勾选同不同意以上隐私保护协议,不知大家在上面停留的时间有多久,大部分是勾了就走,是吧?我们大部分认为这是一个霸王条款,我们议价能力低,不接受就不能用,你有什么办法?   “ 在所有的网络隐私保护中,全球都遵循一个原则叫做知情同意,就是对方告知你,你同意就使用,不同意就不能使用,那你同意后你们俩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形成了,你不可以再以这样的理由去申诉,因为在民法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谁起诉谁举证,我先起诉你我来举证你的过错在哪里,这就对我来说很难了,你说他错了,你怎么去追根溯源去找,去找第三方机构,可能你永远不会找到。 ” 所以申琦老师不无担忧地说到,包括京东、天猫,不仅是分享给第三方机构,有些时候在使用一些网络应用的时候,会告诉人们,你可以通过腾讯微信账号来进行登录,其实这些公司在后面批量分享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它不仅在分享你是谁?来自于哪里?更多的他把你的行动数据等都收入到后台当中。申琦老师做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想让公众提高议价能力,不是说这个东西人们不可以谈判,因为对企业来说,人们的信息就是金钱,就是价值。 “ 人们现在容易为了一点服务容易把个人信息这些东西都出卖掉,而对于后果是没有能力去追溯和抗衡的,因为背后企业太多了,希望大家能够审慎一些、谨慎一些。 ”     在隐私保护过程中有积极类的也有消极抑制类的,对应的分别是一般个人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 “ 今年 11 月 7 日《网络安全法》出台,从第 40 条到 50 条,近 11 条都在谈个人信息,表明我们国家立法的倾向,倾向于保护一般类的个人信息,一般个人信息就是自己能够识别的,身份证、社保账户,而个人敏感信息国家是在淡化这方面的保护,以后可能是显性的,比如信息的存储,信息挖掘。 ”     申琦老师还说到在上数据新闻的课时,中间也会给大家谈数据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数据新闻报道完全是公益类的。比如 2012 年的时候,美国康涅狄格州发生枪击案,离纽约也比较近。 “ 当时媒体怎么去挖数据呢,它把官网上公布的持枪人的个人信息组合在一起,这个方法有错吗?因为官网都有,但他做了个地理信息图,地理信息图中非常明确的规定了,你的邻居有多少人持枪?把每个街牌号,都标明了他的持枪情况,持有不同的枪支它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当时舆论就一片哗然,大家都非常的反感,因为这个州里面很多持枪的大部分可能是退休的检察官、法官或者曾经从事过司法工作的,怕有人来寻仇,因为已经知道了你的个人信息。有枪的人也担心,自己不在家,哪天你把我的枪偷走去作案,要怎么办呢?没枪的更加担心了,我的邻居有三把枪,我一把没有,要不买去吧。 ”     这是发生在 2012 年的事情,而 2013 年的话,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报道英国政府对救济灾民的情况时刊登了大量灾民个人信息,还有具体的图片等信息。 “ 它是想做舆论的监督,但是核心即便是无差别的个人信息,即便是我发布的人人可以搜索的信息,我可不可以进行信息的二次使用和重组?如果在二次使用和重组中人们可以把无差别的信息转化为定位到个人身上的敏感个人信息的话,你是否侵权了呢?侵权后该如何认定和赔偿呢? ” 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也是申琦老师的研究关注点。   最后申琦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研究心得,第一就是同学们在博士生研究阶段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钻研下去,不要盲从热点。比如说她自己在做的研究就坚持了 6 年,也一直还在做。申琦老师觉得信息隐私还没有研究透彻,想把它放在国家安全领域再做些研究,中间也遇到很多干扰,看到很多新鲜的点子和现象。 “ 尤其自己在学方法,碰到一些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想用,比如网络分析法,能否用来研究比较热门的话题?想去转换方向,每次有这些想法也被老师打消了,就觉得还是要找到感兴趣的,如果你不感兴趣,很难在这个领域中坚持下去,也会非常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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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7期(总第77)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知识谱系的写法

  嘉宾简介: 陈世华,男,江西玉山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昌大学“赣江青年学者”,华中科技大学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和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称号。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项目 11 项,出版专著、译著各一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译文 80 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南昌大学青年岗位能手、优秀本科生导师、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2016 年 11 月 25 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 7 期(总第 77 期)在费彝民楼 A 座 418 室举行,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世华老师应邀为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他的博士论文《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 知识谱系的写法》及其博士论文写作的相关问题。来自院内外数十位师生到场聆听了讲座。 南京大学 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朱丽丽老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陈世华副教授赠送了南大新传“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文集。 话题一:如何做好博士论文的选题 陈世华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博士论文《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 知识谱系的研究》的选题。陈老师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主体是“党的宣传史”,但他认为,这一话题并不太契合自己的兴趣。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期间,陈老师因机缘巧合去了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完成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位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提供了一次契机。 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研究所是由威尔伯 · 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在 1947 年创立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冠名为传播的研究机构。在我国,施拉姆常被认为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意识形态的斗士。但陈老师在伊利诺伊学习时却发现,施拉姆其实是主流学派的学者,与官方联系紧密。但与此同时,该研究所又引进了许多批判学者,包括达拉斯 · 斯麦兹( Dallas Wsmythe )、赫伯特 · 席勒( Herbert Schiller )等,在他们的引领下,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并繁荣起来。 作为诞生地,该研究所保留了许多最原始的资料,包括一些书信、课程大纲、建所材料等非常有价值。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是公立大学中藏书较为丰富的,并有大量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文献被收藏。另外,伊利诺伊大学有很多优秀的学派传承者能够方便接触交流,会有更多一手的访谈资料可以搜集,这些难得的材料和学者渊源是陈老师博士选题的立足点。 确定选题之后,陈世华老师与学者丹 · 席勒进行了交谈,她建议文献梳理类的研究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宽泛的视野,然而陈世华老师还是怀抱着热情开始了他的研究。陈老师在伊利诺伊的导师是剑桥学派的波科克的再传弟子,为陈老师做了一些方法、文献和问题的指导。   话题二:如何搜集资料 文献搜集的过程可以说是顺藤摸瓜。首先是通过百度找到相关的中文论文,找到其中涉及的人物,然后再找到其中的英文原名,通过 Google 学术和维基百科查阅其文献,在引用中找到权威的、最早的来源,在图书馆找这些重要研究者的著作。除了维基百科,还要用到一些权威性词典,比如斯坦福德词典。里面会有关键概念以及提出者,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再去搜寻相关文献。 找到人之后再找到相关的著作以及代表性的论文,再利用数据库较为全面地搜集其代表性的作品。拿到书之后就去做笔记,包括重要的论断、关键概念、资料、逻辑。每本书都看过去,自己翻译,把重要的观点,论证的逻辑全部记载下来。陈老师看过的某本书上的借阅日期是 1956 年,这种时间穿越的感觉让陈老师很是感慨。 所获资助、联系机构等细节在资料中都有记载,保存得也比较好。陈老师将收集文献心得写了一篇小文章,叫《远离施拉姆》。文章指出这个传播研究所虽然是施拉姆所创办,但最终已经偏离了初衷。因为斯麦兹的加入,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作为新的管理者更加不同,后来引进的新人包括斯麦兹的学生,更是批判学派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不是施拉姆的行政管理路径。     陈世华老师找到了斯麦兹一些教学大纲的影印版,教学大纲是最能体现学者的研究取向的,他会把他认为这个流派里最重要的人物发给大家阅读。在斯麦兹的教学大纲里,发现他是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脉络,有利于对思想渊源的写作。经过斯麦兹和席勒的开疆拓土,确定了这个学科在传媒中的地位,出版大量的论文著作之后, 60 年代出现了分化。研究领域不断丰富,有些人就会专注于某个主题。 在收集资料时发现,在政治经济传播学派中,有人专注电影、有人专注媒体(新闻报道)、有人专注信息、有人专注互联网的批判,分别去进行分类。扩散到四个领域之后,进入 20 世纪,第三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出现,又出现了跨学科的视角,不断与其他学科结合。有些涉及到女性主义、民族志、种族主义的研究取向。陈世华老师的任务就是分主题、搜集,梳理,然后分领域、主题、观点,论述其是怎么样得出这个观点的,利用各种资料来辅助论证。在基本形成论文框架后,把资料填充进来慢慢修饰,逐渐成型。   话题三:从记笔记开始写论文 博士论文要求至少二十万字,包括后记、参考文献等等,如果进一步需要出书的话会要求更高。当你在 A4 纸上卸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累加,会经历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何况,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别的事务会让我们分心,那么怎么一鼓作气写下去呢?陈老师的一个有效建议是:做好读书笔记。现在大家习惯用电脑,那么就可以使用电脑来做笔记。陈老师指出这和只是拿到一本书、扫一眼、划一划是很不一样的。从陈老师的经验来说,这三个方式的差别很大。当只是用眼睛把文本扫一圈,那些文字虽然进了眼里,可能也一时进入到了脑子里,但当合上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内容又全部交还给书本了。而当把这些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时候,则会有更深刻的印象,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及时地记下。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必须带着问题去读书。有一些书也许我们不是完全了解它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带着问题去看文献。有时候我们哲学的书,文字拆开你都知道,但合起来就读不懂了,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仅凭一次阅读,是不能搞懂的。所以切入视角和问题是更为关键的,这就需要用这种思路来指导读书行为。所以很多同学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电脑边堆积了很多书,翻来翻去寻找哪些可以用。而陈老师在写论文的时候,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因为电脑里全是以前做的读书笔记。在文科做学术研究,必须要积累,要扎实,坐冷板凳。陈老师说,当面对六十万字的读书笔记需要生成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时,他心里是有底气的,反之,如果一点积累都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二十万字,那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陈老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是,做读书笔记要合理。陈老师建议大家用电脑去做,因为笔记的再次查找翻阅是是费力的。马克思曾有过多卷本的笔记,也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做笔记的方法,先一本书一本书地摘录摘抄,再渐渐把所积淀的文本打乱,按不同的作者、观点、思想糅合为某一个研究主题为轴心,进行了综合的,有针对性的思考。老师还建议我们可以考虑准备两套笔记,一套笔记专门针对读过的所有的书,关于文本内容的独立的笔记;另外一个笔记是以问题为核心的笔记。在电脑上做读书笔记,可以在每一段摘抄前面用最简洁的文字加一个标签或者关键词,这样做有助于在使用的时候直接搜索关键词。这就是一种学术思维、良好学术习惯的培养。 除此之外,陈老师强调,经典的著作一定要去读,无论将来做什么方向,经典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文本,是思想的基础。如果对经典书目了解不透彻就无法观察和思考当代的学术研究方向。经典的书目可以有助于在以后的阅读和评论中形成对话的语境。陈世华老师举例说,《资本论》他很认真地读了五遍,反反复复去读。除此之外,还要看当代最前沿的作品,这两个方向同样重要,这两点也是文科做研究的第一个层次:关注文本。 文本是基础,只有理解、掌握文本,才能开始生成思想。我们关注的问题在经典文本中怎么说?学者们怎么说?我们又想延续些什么?这种思考方式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有点像剥洋葱,要一层一层剥开来。黑格尔说“现实是什么?”现实是现象与本质的融合。所以文科需要注意四个层面:文本、思想史、理论和现实。 话题四、怎样搭建博士论文的结构?      在美国时,陈老师主要是收集资料、解读文献。回国后写了一个四万多字的开题报告,包含了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的梳理。开题报告中指出,此选题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学派。中国经常有这种观念,敌人的敌人就我的是朋友,传播政治学既然是批判美国的商业化传播体制的,那么它一定是喜欢中国做法的。但其实如果它真的在这里,也一样会批判我们这一套做法。通过重新认识这个流派,为传播工业提供一些借鉴。在研究方法上,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做法。并借用冯友兰接着讲、对着讲、顺着讲的写法。一方面要重现这个流派的轮廓、重新认识其价值、平等对话,另一方面对进行更准确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的问题。 接下来是论证这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思想渊源有时候会出现牵强附会,认为其中一定有关系但是又没有实际证据。有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这一学派中论述得最为准确地思想渊源。首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 · 斯密、大卫 · 李嘉图的学说。第二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最为精到的,现实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传媒体制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改善、推翻它。这一学派还借用马克思的概念、理论等,斯迈兹的受众商品论来媒介的剩余价值,以及马克思的伦理价值也用来分析传媒工业。加拿大的思想先驱也对其影响颇多,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媒介环境学派的知识垄断的概念也对私迈兹有所启发,另外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一样不可忽视,米尔斯以及北美的媒介批判密切相关。     传播学派的奠基人斯麦兹是理论权威,席勒是精神领袖,二者分工明确。斯麦兹是典型的学者、经济学家,他做了很多研究说明美国传媒业背后的制约力量。到了伊利诺伊之后,其批判的特色更加明显,其中政策批判、技术批判、受众商品论,媒介依附理论是他的重点成果。席勒作为政治经济批判学派的精神领袖,着力点在于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这两个概念上,并用政府、经济、娱乐、文化复合体概念来界定新时期的媒介。另外就是思想的管理者、信息劳动力等概念的提出,丹 · 席勒、莫斯可都承接这方面的研究。他对于文化宰制、文化霸权和信息不平等的批判直接导致他反对“信息资源流通”的口号,认为这是一种宣传技巧,是资本主义的花招。 关于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丹 · 席勒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因特网能不能让人更自由,电子乌托邦是不可能的。资源不应该被商业化的,席勒指出,因特网就是一种数字资本主义,还首次提出了互联网对教育的冲击。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的取向,结合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争论与融合。这种争论仍然没有停息。传播经济学自己也有反省与修正。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也就是它的主题是,我们的传播是不自由的。媒介、过程、受众都是不自由的,但他们仍然持对自由传播的期待。   话题五:论文发表的心得 1.   论文写作的问题,综合学术刊物发表。选题要不大不小。要考虑到被引用和转载的问题。对理论的梳理,或者对某一现象的探讨。很多刊物主要就看选题。选题要鲜明体现观点。 2.   把观点写在标题里面,写论文一定要层次分明。编辑对详细的内容的关注远比不上标题和框架。层次分明,框架分析。观点鲜明,论证有力。 3.   语言要尽量学术化,社会学训练是非常有益的。行文不要太多的反问设问,用理性客观的写法。 4.   在文献上要尽量用权威文献,尽量用英文文献。 5.   论文要尽量长一些, 8000 字以上。 8000 字是底线,最好有万字。 6.   中国期刊网找最权威的投稿方式,邮箱或平台等。   提问环节:   问(朱丽丽老师):以往的引进是零碎的、破碎的,您想把它作为一个流派来介绍。您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结构?就是既介绍单个人物也介绍具体对象的这样一个结构?   答(陈世华老师):奠基人探讨的问题很多,他们俩肯定是作个案来研究的。其他的有人是专注于某个领域的,比如专门研究电影。我根据研究主题来做一个细分,看它们是怎么演化下来的。   问(朱丽丽老师):您是强调它是一个流派,您把它看作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但也有些学者也在讨论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流派吗?它和欧洲传统之间有什么主要的关联吗?   答(陈世华老师):它比文化研究的谱系界限更加清晰。欧洲传统更重视日常生活,重视文本,文化产品,日常生活的接受。这一点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欧洲传统现在弱化了,难以为继,我是想做一个对比。   问(南大博士研究生 何瑛): 当下社交媒体发展迅速,也是新闻传播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请教陈老师: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否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呢?   答(陈世华老师): 前天南大团委还对我进行一个采访,问怎么看微信对现代人的影响。以往的新闻传媒可能关注得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现在自媒体如微信微博等的出现和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信息的来源,那么这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交往、交往理性的体现等等都有关,我可以从此切入来做,但是这个切入点随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在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一个困境而存在这样的情况:它不可能真正地去深入到这个社会的背后的因素中去,来揭示媒介力量对我们交往状况的一种塑造。 如果仅仅停留在交往层面上来看社交媒体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方式的影响、以及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的话,那么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实际上社交网络,包括自媒体,它为什么会改变?这种改变的方式是如何生成的,比如双十一那种,从整体角度而言,这些状况都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本书中讲得很清楚,网络化与现代实体工业、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趋势,这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况造成持续性的改变,当然也包括交往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讲,在交往中看到什么?看到是一种主体性,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都是平等的,那么按此类推,比如网络匿名化的前提下聊微信的双方不知道对方是谁,那这个问题就只能停留在“主体间性”问题的考察中,这对于认识整个社会是不够的,所以马克思才会从交往关系进入到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交往,从交往去研究世界的变化,但这不足以反映今时今日网络对整个社会的塑造和塑形。资本、技术和网络如何同谋塑造当今互联网上这一个个现象,用交往理论也是解释不了的,我建议应该从交往本身更加往后走,在更深一步的层面上去思考。   图文 / 徐鹤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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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6期(总第76期):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孙乐强 副教授]

  嘉宾简介: 孙乐强,男, 1982 年出生,安徽萧县人。南京大学哲学系 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 200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2010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2008-2009 年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系师从特瑞尔·卡弗教授从事访问学习。 2010 年留校任教至今。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独立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出版专著 1 部,合著 6 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独立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2016 年 11 月 18 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 6 期(总第 75 期)在费彝民楼 A 座 418 室举行,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孙乐强老师应邀为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介绍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研究》及其博士论文写作的相关问题。来自院内外数十位师生到场聆听了讲座。 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张义修博士 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孙乐强副教授赠送了南大新传“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文集。 话题一:如何做好博士论文的选题 孙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博士论文题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选择。他坦言该题目是导师指定的,和自己当时的研究旨趣有一些偏离,本来自己想写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但导师导师他觉得年纪太轻,怕驾驭不了,所以就给定了这个题目。博士毕业之后,孙老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在国外学界引发的一种哲学效应。更多地是从当代非物质劳动、当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孙老师认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研究》这个博士论文题目所涉及到的研究方向相对较为成熟,所以在论文完成之后,就转向了最感兴趣的话题——资本论。因为他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发展特别是马克思思想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思想基本的内容和框架,在论文完成、博士毕业之后的五年、十年中,很难成为主攻的方向。不是说这个研究问题不重要,而是目前学术界形成的一种偏见:一想到再生产就会想到“两个部类”这样一种思想。所以他在做这个论文的时候已经预想到,无法凭借这个论文在学术圈中散发出老思想的新活力来。因此,他从 2008 年到 2010 年就一直在做资本论,到现在为止,在他看来资本论的哲学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里面目前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随后,孙老师告诫在场的博士生们:当一个学者被学术圈同行所想到的时候,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这个学者是做什么的。所以写博士论文的目的不仅是要拿到博士学位,它最好还要有利于你的未来研究方向的继续拓展。从这方面来讲,他的博士论文不算是一个太成功的案例。但是,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给他最大的帮助是,让他从头到尾把马克思后期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的著作文本一点一滴地读下来,所以转向之后,也更有自信和底气去面对将来的研究。孙老师想要给大家传达的一点是:无论你现在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还是将来申报课题,进行其他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大家都会对每一个学者给予一个标签。每个人都需要有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专长,所以,大家应该仔细思考和凝练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和题目究竟是什么。   那么,如何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逐渐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呢?孙老师从以下以及几个方面进行建议。 1、   如何利用学术期刊? 要翻阅最新的学术期刊杂志,用本子做摘录。要把握问题域,选题的问题意识怎么来?不能缺少对学术界近五年的学术热点的流变的关注。孙老师提醒大家,这个工作很重要。我们论文写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问题意识:你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问题来研究?这种问题意识怎么来?如果你缺少对学术界近五六年以来的主要研究问题的演变的了解,缺少一个准确的把握,那么你自己的判断就会非常有限。孙老师提到,他从 2003 年就开始去做这样一个读书摘录,所以他很清楚所在的学科近十几年来它学术热点的一个流变——一个问题为什么沉没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凸显了,这都是你对整个学术圈的了解和把握,也是你选题意识的重要来源。当你去选择一个题目的时候,尽量选取自己的兴趣,结合学科发展方向,去做出一个自己所能规划的选题。这样的话,我们做出一篇博士论文对于将来的研究生涯而言,就是才刚刚开始。如果反而是写完就结束了,那这不见得是个好的选题。所以说,关注学界动态非常重要,当你坚持一个较长时间之后,这五六年间你所在的学术圈的热点的变化和演进、以及为什么要变,你就会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也就能形成你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候的一个问题域,也就是你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去做研究。要经常思考:为什么会变?以后要带着问题去读书。 2 、博士论文选题方法。 孙老师介绍说,目前最简单和容易操作的选题方法为选人头。也就是做某某学者、某某学派的研究,这样一种选题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是所有的博士论文选题中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操作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学科中很多学者或思想因为其经典性,已经有很多围绕他们而进行的研究了,可借鉴的文献有很多。但目前学术圈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研究具体的学者和思想的边界,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有待开拓的方面已经被渐渐填补了,所以“问题导向”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研究方式也应该是比较核心和主流。 孙老师进一步谈到:现在学术界是以问题意识定义自己的学术标签: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打通思想史的研究。那么,选什么样的问题呢?孙老师给出的答案是:要切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要有新的话语权。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举例,他的博士论文是一个老问题,在做文献综述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了,要想从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想法是非常难的。所以他更多地是站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角度,站在马恩思想的角度上对这些思考的一种回应,是从当代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和研究的。 此外,孙老师提到还有一种是我们最新的学术圈的前沿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研究发展和国外的同行交流已经非常多了,最新最前沿的问题就更容易被发现和感知,研究这种问题一定要把思想史的脉络打通,这需要很深的积淀、积累。我们选一个题目的时候,也许目前的学术界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你通过思考和中国社会现状的具体变化感知到了,并且它可能在未来发酵和被感知到,那么这种方向可以作为一种你合适的选题。 孙老师最后告诫所有的博士生:到今天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凭借一本书一鸣惊人、一夜成名的阶段,做研究要踏实,要注意积累。文科的积累很重要,文章也无法用工具理性的东西去判断。如果在一年中你能通过阅读和观察,真真正正写出一篇好文章,已经很不容易啦。博士论文是你做学术的起步,一定要用心。很多人是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才大概明白了博士论文应该怎么去写。建议大家做博士论文不要拖,有人把写博士论文看作“论持久战”,越拖心理压力越大,拖着拖着就拖到第八年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一鼓作气地进行论文写作非常重要。 话题二、如何做读书笔记 博士论文要求至少二十万字,包括后记、参考文献等等。进一步的要求可能是这文稿要出书,所以对文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在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你开始在 A4 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开始往上敲,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别的事务会让我们分心,那么怎么一鼓作气写下去呢?孙老师的一个有效建议是:做好读书笔记。如何去做读书笔记?现在大家习惯用电脑,那可以使用电脑来做笔记。如果你只是拿到一本书,扫一眼,拿笔划一划,这和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或者敲出来,是不一样的。从他的经验来说,这三个方式的差别很大。当你用眼睛把文本扫一圈,那些字进了你的眼,可能也一时进入到你的脑子里,但当你合上书的时候,其实你把内容就全部交还给书本了。而当你把这些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时候,你会有更深刻的印象,并且可以把你的想法及时地记下。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你必须带着问题去读书,有一些书也许我们不是完全了解它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带着问题去看文献。有时候我们哲学的书,文字拆开你都知道,但合起来就读不懂了,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仅凭一次阅读,是不能搞懂的。所以切入视角和问题是更为关键的,你要用这种思路来指导你的读书行为。所以很多同学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电脑边堆积了很多书,翻来翻去寻找哪些可以用。而孙老师在写论文的时候,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因为电脑里全是以前做的读书笔记。 除此之外,孙老师强调,经典的著作一定要去读,无论将来做什么方向,经典是你永远都绕不过去的文本,是你思想的基础。如果你对经典书目了解不透彻就无法观察和思考当代的学术研究方向。经典的数目可以有助于你在读书、评价作品的时候形成对话的语境。他举例说,《资本论》他很认真地读了五遍,反反复复去读,为什么?因为当代学者很多人读了非常多的书,远比你多,那你怎么和他对话呢?怎么理解他呢?最终是你要发声,要形成观点,读经典是你的一个看家本领,这也是你在博士阶段应该要做的东西。那么,仅仅读经典够不够?不够。还要看当代最前沿作品,这是两条腿走路,这两个方向同样重要。所以这也是文科做研究的第一个层次:关注文本。文本是基础,只有理解文本,掌握文本,你才能开始生成思想。你关注的问题在经典文本中怎么说?其他学者怎么说?你又想延续些什么?这种思考方式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有点像剥洋葱,要一层一层剥开来。孙老师以美国大选为例,问到:你怎么看?大家能看到背后的问题吗?黑格尔说现实是什么?现实是现象与本质的融合。如果说你缺少理论的支撑,你能理解现实背后的本质吗?所以文科需要注意四个层面:文本、思想史、理论和现实。在文科做学术研究,必须要积累,要扎实,坐冷板凳。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读书笔记的重要性。当我有六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的时候,写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我觉得自己尚能承受得来;如果你一点积累都没有,你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二十万字,那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而且不能设置平均任务:每天固定写几千字,不可能的。比如某一天你的状态好,写一两千字;你的状态不好,写一百字删掉一百二。这就是所谓的文科的学术研究。孙老师说,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要合理地去做自己的读书笔记。他建议大家用电脑去做,因为如果笔记在本子上,你需要具体找某一部分时,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翻笔记本。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后来不得不做了一个针对他所有笔记本内容的提要——专门罗列哪个笔记本上写了什么问题。如果你看到伦敦笔记就会发现,比起早期的主要是摘抄的笔记,伦敦笔记中已经有非常明显的问题意识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伦敦笔记的第一本到第七本叫什么?叫货币笔记。这是为我们呈现和一种做笔记从开始到成熟的过程,一开始需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摘录摘抄,到后来,渐渐地在有所积淀后能够把所有的文本都打乱,把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糅合为某一个研究主题为轴心,进行了综合的,有针对性的思考。他建议我们也可以考虑准备两套笔记,一套笔记专门针对读过的所有的书,关于文本内容的独立的笔记;另外一个笔记是以问题为核心的笔记。这个时候我们才具备了写作博士论文的充分准备,这也是做学术的最为基础的一个步骤。在电脑上做读书笔记,你可以在每一段摘抄前面用最简洁的文字加一个标签或者关键词,有助于你在使用的时候直接搜索关键词,就都出来了。这就是一种学术思维、良好学术习惯的培养。   话题三、怎样写博士论文的结构? 最后,孙老师谈到了博士论文的结构。如何安排论文的结构呢?现在互联网的发达已经让我们开始习惯于碎片化的信息,也让我们生成了碎片化的思维,比如 PPT 就是一个证例。那么,整体的思维在哪里?我们有同学是怎么选题的呢?孙老师举例说,论当前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如果你已经有足够积淀,那么这是一个好题目;如果你只是一个年轻学生,那么题目对你来说,太大了。你的生活经验和学术积淀尚无法支撑你写出这个问题来,因为你还没能掌握这整个研究领域的全貌。所以马克思就提醒过我们,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是两种路径。研究方法是什么?我们通过读书、思考和消化,一步步直到做出研究的结论;那表述方法是什么?恰恰是最抽象的、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讲起。一定要符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说我们论文的第一章、或者你所写作的第一节的内容,一定是你所有的问题里边最基础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写作论文的时候,我们的第一部分应该写什么?一定是你要从所关注的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出发,从最抽象的问题开始说起,最抽象的东西是最贫乏的,比如说一句话“大家都是人”,这讲了什么?什么都没讲。进一步讲人种、讲劳动,才开始逐渐聚焦。从抽象的东西一步步深入到最核心的问题,是写作论文的一个重基本的结构。有的学生比较聪明,和导师沟通的时候能清楚地表达第一部分说什么,第二部分说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只能确定要讲什么,但怎么讲?小标题一层层要怎么写?很多人一脸懵懂。所以论文结构要怎么设置?首先是确立核心问题,然后去寻找读书笔记,发现文献中有哪些思想、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从这些文献和问题中,你来确立标题,标题是你每一段思想中最核心的概括,一定要重视。让人一看你的标题,就大致能明白你要讲什么。 孙老师详细阐述到:开头第一段字,需要简洁明了,不要绕圈子,把你提炼的问题和观点写出来。各章节之间要有逻辑关联,不能彼此独立,没有瓜葛。而如何建立章节之间的逻辑呢?需要你在发现问题,做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抽取你论文的结构和逻辑。那么结构怎么安排合适呢?他认为最经典的是“三段论”,三部分内容比较合适。大家去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尝试使用这种结构。 最后,孙老师说,在博士论文阶段,如果能达到这些要求,你的博士就没有白读。一、良好的选题。二、丰富的读书笔记。三、博士论文的结构、问题意识和敏感性。 午餐会的末尾,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张义修博士总结道,孙老师的三个问题首尾呼应。作为一个被导师决定选题,孙老师能够写出这么优秀的论文,成功是自有道理的。孙老师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博士论文写作这样一个学习的事情的定位,不要以为写作博士论文就是在创造新的人类思想,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方法论训练的过程,为日后的研究做一个很好的开口、一个基础,这是非常有启发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学术脉络的一个把握,也就是基于你长期的学术前沿的积累和关注,找寻到你所关注的问题在整个学术脉络中的位置。第三是在论文的框架结构方面孙老师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在论文的逻辑结构的设计上不要采取一种 PPT 式的、线性的,没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方式,不同的章节之间不应该仅仅是线性的一二三之间的关系,其内在应该有一种从抽象到具体、逐渐展开你理论复杂程度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些不仅对我们写作博士论文很重要,对于我们今后开展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而言都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提问环节: 问(南师大博士研究生 史剑辉): 当下社交媒体发展迅速,也是新闻传播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请教孙老师: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否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呢? 答(孙乐强副教授): 前天南大团委还对我进行一个采访,问怎么看微信对现代人的影响。以往的新闻传媒可能关注得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现在自媒体如微信微博等的出现和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信息的来源,那么这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交往、交往理性的体现等等都有关,我可以从此切入来做,但是这个切入点随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在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一个困境而存在这样的情况:它不可能真正地去深入到这个社会的背后的因素中去,来揭示媒介力量对我们交往状况的一种塑造。 如果仅仅停留在交往层面上来看社交媒体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方式的影响、以及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的话,那么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实际上社交网络,包括自媒体,它为什么会改变?这种改变的方式是如何生成的,比如双十一那种,从整体角度而言,这些状况都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本书中讲得很清楚,网络化与现代实体工业、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趋势,这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况造成持续性的改变,当然也包括交往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讲,在交往中看到什么?看到是一种主体性,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都是平等的,那么按此类推,比如网络匿名化的前提下聊微信的双方不知道对方是谁,那这个问题就只能停留在“主体间性”问题的考察中,这对于认识整个社会是不够的,所以马克思才会从交往关系进入到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交往,从交往去研究世界的变化,但这不足以反映今时今日网络对整个社会的塑造和塑形。资本、技术和网络如何同谋塑造当今互联网上这一个个现象,用交往理论也是解释不了的,我建议应该从交往本身更加往后走,在更深一步的层面上去思考。     图文 / 何瑛 米斯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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