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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红手印 托起小岗村——新闻传播学院党委赴小岗村开展“两学一做”主题党日活动

  6 月 15 日,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推进学院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活动, 新闻传播学院党委组织师生党员代表赴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沈浩精神的起源地。从 1978 年前以 “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 的 “ 三靠村 ” ,到如今的 “ 中国十大名村 ” 、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小岗村在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在 培育全村上下一心团结协作、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以沈浩同志为代表的新时期基层党员干部艰苦朴素、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在凤阳县委宣传部新闻中心郭如亮副主任的带领下,新传院党员师生一行参观了大包干纪念馆、 “ 当年农家 ” 纪念馆以及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在大包干纪念馆,党员师生一同参观了 “ 溯源 ”“ 抉择 ”“ 巨变 ”“ 崛起 ”“ 关爱 ” 五个展区,观看大包干带头人按下 “ 红手印 ” 、签订分田到户 “ 生死契约 ” 的场景展示,感受当年 18 户村民 “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 ” ,体会到他们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勇气和精神 。   2015 级硕士生刘旸同学说: “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应该学习小岗村这些前辈的开拓精神,在学习上要攻坚克难、追求创新,在生活中也要不断寻找新思路、新方法。 ” 在 “ 当年农家 ” 茅草房实物展示区,党员师生在农家院落中亲身体验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生活场景。不少教师党员在参观了茅草房、瓦房内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后,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艰苦生活,并向在场的学生党员介绍了一些以前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让同学们知道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大包干签字室的实物展示区,新传院党委书记刘源老师以及丁和根老师、韩丛耀老师坐在当年十八位村民摁红手印的桌旁,在白纸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重温那个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 “ 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 的重要时刻。   三十年前的红手印,为了一块地;三十年后的红手印,为了一个人。在沈浩同志纪念馆,党员师生参观了沈浩同志生前的办公场所、生活用品和工作笔记等。小岗村村民先后两次按下 “ 红手印 ” ,请求沈浩同志继续担任小岗村支部书记。   最终,沈浩同志把自己生命献给了小岗村。村民们又第三次按下 “ 红手印 ” ,请求沈浩同志的家属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小岗村。   2013 级新闻系的范娅同学说: “ 沈浩同志的岗位和工作虽然平凡,但让我由衷地感到敬佩,他为了小岗村的发展,不能尽孝尽责,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学生党员学习和传承。 ”   一天的参观学习之后,全体党员师生被小岗村前辈们不畏困难的创新精神以及新时期基层干部沈浩同志无私奉献的品格打动,并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要以 “ 两学一做 ” 为行动的标尺, 积极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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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6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开营通知及入选学员名单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1 、报到时间: 2016 年 7 月 4 日 14 : 00-22 : 00 2 、报到地点: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南园 ( 近广州路 ) 南苑宾馆一楼大厅 二、夏令营活动日程安排 日期 活动内容 7 月 4 日(周一) 营员报到、入住 7 月 5 日(周二)上午 开营仪式、知名学者讲座 7 月 5 日(周二)下午 业界精英讲坛 7 月 6 日(周三)上午 参观江苏广电 7 月 6 日(周三)下午 精英讲坛 7 月 7 日(周四)上午 知名学者讲座 7 月 7 日(周四)下午 导师互动沙龙(面试) 7 月 7 日(周四)晚上 影视基地考察(与在校研究生代表交流等) 7 月 8 日(周五)上午 影视基地考察(结营仪式、优秀营员评选) 7 月 8 日(周五)下午 离营 三、联系方式 姜   文老师: 025-83686365,89683050 , 15380986495   ( 如未能接通请发邮件 ) 邮   箱: njujw@126.com 四、录取名单(共 50 人)   李松晓      董丹丹     赵一燊     田   元      魏婉琳       张晓平    曹聪颖      钟   鑫      邱   艳       段世昌       梁   丹     吴   倩     尹雪曼      张羽慧     周思逸     于小凡       王青欣     胡   双      黄晶晶      林诗旖     温雨昕     李玉鑫      徐   涵     张雅昳    徐仁翠      聂思宇      黄子苓     潘   宁       方   舢      张   驰     马斯琴     邓宇轩     吴嘉伦      龙若华      潘    培    徐亦凡   孟   悦     张   淼     丁珂玥     毛张涵       李梦露      张   旭     路   端     黄安琪     姜星星      张自中        王焕超     汤丝敏    谢蕊莲     李鹏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6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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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19期(总69期): “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张亮教授

2016 年 5 月 18 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 19 期(总第 69 期)在费彝民楼 A 座 418 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他的博士论文《“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并按照惯例,向张亮教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文集。六十余名院内外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与讨论。   博士论文写作的心路历程与框架   胡翼青教授首先介绍了张亮研究兴趣,博士的时候主要围绕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在的研究转向了英国,譬如霍尔、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等,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位。张亮教授借此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回顾自己从 20 年前开始进入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界,那时正处 90 年代中期,中国人文学术科学的研究陷入一个低谷时期,在这些年的学术生涯中见证了大学和学术学术研究触底到反弹的过程。   谈及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来临既让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变得更轻松,但同时也让论文写作变得更艰难。破解这种悖论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到博士学位论文的本质即理论创新本身。博士学位论文能够有创新、创新程度有多高,关键在选题,重点在文献综述,难点在开题报告,其他则水到而渠成。   关于博士论文的具体,首先要自己清楚的定位,比如自己的博士论文是 2001 年完成的,做阿多诺之前的事情,博士论文到今天可以说“不脸红”,尤其是形式的体例的上,形式规范上开了先河。学术规范意识上比较好。   关于当年写作博士论文的心路历程。张亮教授首先谈及哲学学科在中国发展大背景,在自己读博的时候,全国集中在 10 家哲学博士授予。而近 15 年中国博士生的规模扩张到什么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张到 20 家,而另外相关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近 400 家,博士授予权得到充分的稀释,人员得到迅速增长,到今天,很多话题中间,论文的选题重复率比较高。   博士论文需要有有原创性的研究,一般说,研究的课题是没有人做的,比如在 20 世纪德国思想史上, 1922 年上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的博士论文完成到 70%-80% 的时候发现论文的选题和别人差不多,导师要求其放弃。而在中国,这个时代,博士论文选题重复率也挺高,博士生的培养就选题的质量不高,会影响论文的方向。古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而在学术里也是一样,往往是最早的人才能被人记住,在一个领域中,研究的课题是否足够的新颖性,学术发展的早期的青年人是非常关键的。   博士的出路更多在大学,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选题起码在博士毕业的五年之后有饭吃,必须靠博士论文拿到一个学位,进入大学学科体制,再到教学岗进行副教授等。而大多数人博士论文却不能有持续性。目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越来也多,但是在大学体制内的道路愈发的难走,现在博士生或者大学的教师抱怨文章很难发,这个问题回过头看自己,除去历史机缘,还有和期刊界的合作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自己的论文能够和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期刊带来足够的效益,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制。良好的合作关系强调杂志期刊发出的持续性,不能第一次约稿后,杂志社编辑下次再也不提约稿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合作就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这篇文章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负的资产。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还是和选题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对于博士生的论文培养来说,我个人认为,选题,是关键的因素。   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结合近代、现代大学发展来看,人类的知识生产呈现一种不均匀的分布,并不是所有时代的创新性都是一样的。有些很稀薄,有些很密集,但在这个时代,创新并不是特别容易。在这个时代的创新进行一种重大的原创的东西很困难,但并不是意味着,合作的学术论文写作中间,创新不是不可能的。按照熊彼得的话说,创新有很多种类型,最简单的创新就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启,在这个时代中,如果有较好的起点,就是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张亮教授回忆道,就我自己的论文的而言,硕士论文主要做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这段历史,在博士论文选题酝酿初期,想做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思考,从黑格尔到卢卡奇,之前还翻译了卢卡奇早期( 1914 年)文选,无奈于导师不同意。而当年有个重要的学术判断,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即 1918 年至 1969 年之间思想的历史。“西马”在中国的研究是 79 底, 80 年初开始进入中国, 90 年代之后开始进入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在之前做阿多诺的人已经有一些了,在这个学科中,大的领域已经没有空白可言,当时思考的问题就是,学科在进行一个新的转型,从经典意义上的“西马”到当代的转型。彼时,导师对自己论文提出一些建议,只有在做一个新的东西,新的领域中,每走一步,都是开创性的。哪怕这一步方向是错的,都是有意义。具体而言,自己在做论文寻求选题时定了阿多诺早期的文本解读。在这之中,还做了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 25 本关于阿多诺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关于他自己的这个选题,迄今没有人去做。现在这个选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在中国第一个研究阿多诺早中期的思想。所以认为在这个的时机和空间中,施展的空间、领域是很大的。由于在这个领域之中是最早的开创者,又能较好的对既有学术传统的一个承接,因此论文成为同行中的“必读书目”,这也是选题带来的重要性。   另外,关于学术规范和论文体例,博士论文中都是涉及到一个必要的环节,文献综述( review ),大多数博士学位的综述,都是形式上靠拢,大多数人是登录知网,从第一篇开始看起,是由机器随机偶然提供的,如果仅仅是靠着偶然性进行我们的综述,说明我们做综述的起点状况并没有什么价值。整个的社会也好,自然也好,本身存在着分布状态是结构化,整个是分层的,如果说学术研究是从偶然性,随机的,最低端的开始,做出来的东西意义不大。学术综述的目标是要求对本领域的研究,对其前沿,历程,进展,走向需要进行判断,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恰恰是需要从代表性作者、代表性论著、及其所建构起来的树状结构分析着手,需要根据其内在的、具有价值的结构进行综述,而不是根据其根据任何一个偶然性的起点来进行综述与归纳。大多数的人的综述变成了一种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空间感的简单的、数列的归纳、人头的罗列,很多人的总是仅仅是罗列法,没有任何的思想的学术含量。因此,在这种之中最需要的是找到研究文献的起点状态,根据经典文献主体的逻辑结构,要去探索整个学术领域的边界,及其内在的走向,在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综述一定要。   在中国与欧美,学术论文的评价体系不同,在中国更加需要确定综述对象的群体,起码有两个轨道,一是检索博士学位论文库,二才是期刊检索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学术有个进展,有个过程,过程中出现代表性的话题,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的结论。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在,既有研究的终点,才应该发现你研究的起点。做综述,即能否进行一个有质量的学术综述,你的研究能否高水平开展的一个起点。比如自己写的单篇著作,都有综述,凡是学术综述都有发表。通过综述能够提供完整的、更加有质量的学术回顾。当你在文献中把握这些代表性人物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整个综述的过程就会存在一个删繁为简的过程,当你发现大的、主干的东西不需要看的时候,你的研究就可以开始了,终究是对这些经典性的对话、回应开始分析。   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篇章结构设计。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到敝帚自珍的一个阶段,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很好,不忍抛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只存在某块肌肉,但你的骨骼是不成型的,正如你的论文是不成形没有体系的,博士论文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总体比局部更重要,一个合理的框架结构,比一个闪光的片段更加重要。将大多注意力汇集到你的“一管之见”的时候,最容易导致的就是论文结构的失衡和比例的失调。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动。如果想到大学找到教职,一般而言,博士论文需要 20 万字,一本 20 万字的博士论文,设计了五章,其中一章设计了 7 万字,就很明显的存在一些问题。根据规模设计比例的结构,并需要进行一些裁剪。结构的设计比具体的写作更加重要。比如导论需要 3 万字,它是通向研究的起点。而正文,第一章思想来源,早期到 60 年代初期等,都要作合理的区分。整个架构遵循一般区分的基本原则,内在性原则,如果没有这种原则,则需要进行一个技术性的追求,形式的美感。我们给博士论文穿靴戴帽,让其有头有尾非常重要,结束语的时候实现对理论的,思想史的总结、回顾与提升。结束语与答辩时候的陈述词相关,大致提到的问题。所以整个结构的设计要完整,要匀称。结构设计、结构问题该什么时候解决,就要说到开题报告了。开题报告构成,开题报告,需要有完整的导论,和占博士论文 20% 工作量,还需要展示后面正文所有的章节,小节还有观点。        博士论文的主要发现   博士的主要发现涉及到学术史回顾的问题,思想史的倾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建构方式,哈贝马斯,杰姆逊的建构,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他们眼中的阿多诺。会出现观点的多元化与分裂,在几种既有观点之间,选择支持什么的,发现自己不能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阿多诺为什么不能被自己对得意的学生所理解,原因何在。阿多诺晚期重要的著作(包括 1966 年《否定辩证法》以及去世前未完成的《美学理论》),对这两本著作的解读,中国学术界由于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观点也是分裂的。而博士论文的逻辑框架与立论,就是阿多诺的思想在 30 年代已经形成,这个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的每一步之间都有逻辑关系,而虽然其结论表现在 1966 年与 1969 年,但是基本的东西与积淀在这之前已经形成,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通过呈现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思想的过程,来证明我对他的这部分的了解。   对阿多诺后期的发现,首先是形式非常的奇特,逻辑延展,阿多诺后期的作品有点类似尼采后期的著作,片段式的,许多东西都是按段落来看的。前后之间无所属,类似于德国 19 世纪重要的学术传统,“论说文主义”,用阿多诺 30 年代的话来说 , 这就是“论说文” (Essay) ,“论说文”实验的与开放的风格迫使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较小的片段、个别的语句,以捕获它“永远不会生成的整体性”。形式的碎片化与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关系。 19 世纪尼采涉及之后,就变成了有意识的精心设计的局,现代主义之后,大家看见了其不合常规,却没有看见很多是从常规演化而来的,尼采的作品也是,大家看尼采的作品都是片段的,但是其中不乏体系,只是其体系被其有意识的消解了。阿多诺后期的思想亦是如此,明明房子盖好了,却将其拆下,让我们自己再来搭建。   如果去理解这种策略本身,这种策略隐含着什么样的他对历史哲学的判断,在 1949 年之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判断, 1918 年到 1923 年欧洲最近一次革命高潮结束之后,人们都在期待社会主义的高潮何时来临,阿多诺作出判断就是,革命的高潮在其有身之年是看不见的。因此,在革命变的不可能的时候,左翼的批判者如何维持一个自己“左翼”的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认为,“游击战”是一种合理的方式,而阿多诺认为,既然都不能,何必去消耗,他选择了一种“冬眠”战略,等待春天的来临,再对敌对的力量进行新的决斗,所有后期的整个理论和策略上都相对的保守,这样就和马尔都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面对同样的历史格局,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做出的举动,是鲜明的两种不同的道路,张亮教授曾经引用了禅宗公案,两个得道高僧外出云游,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具尸体,这个时候一位瘦高僧扬长而去,另一个胖高僧又念经又埋土,佛性是有多重面向,瘦高僧是超越了轮回,胖高僧为慈悲,面对同一世界,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行为的差别,更多是人性的多样性。马尔库塞支持上街示威,闹运动,支持一切可能造成破坏性效果的运动。阿多诺反之,他认为,所有的措施不过是基于这个体系自身设计出来的一种自我反对的措施,最后不外乎达到的是体系的自我维持。马尔库塞当时受到追捧,阿多诺则收到学生的指责。时过境迁,如今看来,在理论层面上,阿多诺是对的,在 1968 年之后,这个时代的一切反抗,都是资本主义维护自我体系的一个契机,重新回复稳定。后来在我们看来,阿多诺是睿智的。但也不能否定马尔库塞,这只是和“心境”有关而已,没有非此即彼,马尔库塞的选择和他的个性有关,更多的是基于抗争。阿多诺选择的是保存。我自身无法偏好谁好谁坏,在学术史更需要一种“多样性的对称”。   所以,做博士论文做到最后,才发现,你写的是别人,或许看见的是自我发现的历程。结论就是想证明,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不同的道路选择,阿多诺的这种选择曾经被人误解。事实证明,阿多诺更加睿智,但我们并无意,也不是得出一个结论,阿多诺比马尔库塞伟大,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当然从历史的层面来看,马尔库塞很多理论的判断,是不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   讨论与争鸣:   (一)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同学现场提问,关于资本主义思潮,及其演变以及现实性的状况,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些思潮,怎么判断世界当下轨迹是如何走向的。   张亮教授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基本的判断以及世界走向的轨迹,涉及到近 500 年世界历史。同时还涉及到 19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以来,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关于资本主义之后是什么。 1764 工业革命起点, 1924 年第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在政权未稳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觉悟人,无产阶级就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未成年,就被人预言了要死亡,但问题是什么死,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的构想是在世界体系最发达的地方,爆发革命。 19 世纪以来,列宁主义的基本判断,恰恰是在相对不发达地区爆发了革命,革命对马克思来说,是简单的,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发生都是在相对落后的东方地区,革命是越往东越容易。于是,这种革命带来的复合的命题,是马克思不能想象的,就是资本主义及其超越的问题,工业化及其超越问题。   1917 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爆发社会主义的地方都没有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之后的东西,他们却指望工业化之后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还没参加工作,却在想退休之后干嘛。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考虑,首先完成的是第一层面的问题,就是工业化,而这个工业化的阶段在欧洲是非政党形态的时候完成的,在很多地方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这就是困扰的症结所在。困扰的是什么呢,困扰的是我们成见本身,未来该怎么走,目前看来,我们还没走到能够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即使在可见的未来,大部分出现的事件都还能能够由一定的借鉴,历史道路能够借鉴的东西。   (二)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5 级博士生许松提出两个疑问,   一、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以黑格尔的主流辩证法基础来预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代的过程。里面提到,无产阶级不是天生为无产阶级,而是需要意识的注入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技术的力量似乎在瓦解无产阶级力量的形成过程。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二、按您的说法,阿多诺其实已经建构了一套体系,再按照自己写作的手法瓦解掉现在的体系,我自己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有时间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有着零碎的碎片,如何去整理成一个体系。     张亮教授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 150 年来的判断问题,马克思曾今假定,在 19 世纪的时候人们相信工人阶级必然会取代资产阶级,是 1848 年《共产党宣言》里面表达的观点,是不是主流辩证法并不重要的,其实你问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还是未来的力量吗?其实在 1960 年代,工人阶级日益从马克思意义上的一个普遍的阶级,逐渐下降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消失”,当然并不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构成。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包含两个维度,“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一个人需要不仅有阶级的经历,还需要有相匹配的意识才是完整的阶级。曾经看起来积极的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工人阶级退化的问题,典型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的阶段斗争,罢工,为的是什么,曾经是为了非常伟大形而上学的目标,比如不是为了自己多挣两块钱,而是为了选举权,为了女性权利。   而近年来,西方工人阶级罢工的目的更多聚焦在“少上班,多拿工资,最好不上班”,日益成为一个退化的群体,所以在 60 年代 70 年代工人阶级运动高潮的时候,工人阶级所有举动都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支持,而到后期,民众对罢工的很为恼火,罢工变得日益无聊,比如西班牙领航员的罢工,嫌工作时间太长,平均年薪 20 万欧元,一周工作三天,觉得太辛苦,要么加工资要么减少工作时间。在今天,你会发现,传统左派政治叫做“无产阶级政治”,到 60 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新社会运动”,在 70 年代以后我们会看见,什么群体会以一种非系统化的方式,推动西方社会、点滴的改良主义进度,答案是非工人阶级,比如环保主义者,同性恋团体,少数主义等。这些群体缺乏远大的目标,不指望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们却通过这种点滴的方式,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和稳定。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取代,工人阶级不是一个主要革命的阶级,甚至不再是一个主要进步的阶级。   历史进步的车轮,似乎,进步的力量更多的落到这些新社会运动团体身上。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判断,很多人质疑,如果工人阶级没戏了,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没戏了,所以我经常说,工人不是没戏了,只不过进入了沉睡,我们等待着他下一次苏醒,何时醒来 ,何时何地,某事某地,起码现在不能说他已经死去。   针对第二个问题,讲的是自己的点滴之思,更多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谈,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却又不要太有自己的想法。怎么说的,比如,我自己念书的最好的阶段是黑格尔,在课堂上和导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了自己的想法,你不思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现在思考这是对的,那你的世界就没有进步。面向未来不断前行。所以要告诉大家, 20 年前的观点,依旧确定它是对的,但我不一味的坚持它,因为我发现有更好的东西,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要有思考,穿越思想史的黑暗,才能见到思想的光明。     (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刘同学提出,思考社会的状态和未来的稳定,将社会心理比作一个人的人性,那么面对百年来经历的事情,我会不会们缺乏反思,面对社会主流的走势是怎么样。     张亮教授回应,这个问题可以用很感性的方式回答,比如,一个国家能够供养我们哲学系的群体,我也认为,哲学专业的数量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如果哲学专业的学术数量过多也不可取。在这个社会中间,总有一些批判的、反思的功能是需要人来承担。这批人叫思想家、批判者,批判者怎么来看呢,批判者在哲学家,在社会的功能中并不受人待见,比如柏拉图之死、苏格拉底之死,这是因为他们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其他人总觉得他们危言耸听,仔细看来,却发现,近三千年以来,哲学家并非都是真的,哲学与思想确确实实存在一些过度反应。但是,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反应,我们的社会将怎样,是不可去理解的。   所以,我们需要批判与反思。就这一百年来,比如一些哲学家的反思,看起来需求的是自由与民主,其实要的是庙塔,他们其实想成为新的哲学王。所以,在他们的很多评论与反思中间,我看见的更多是一种个人欲望的投射。以西方为例,我们走到今天,近 200 年来,西方在风雨中不断前行,中国古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有的时候,太过精明的老人,对家庭不好,对子孙不好,对自己不好,说白了,哲学思想,需要思考,该批判,但无需将自己过于当回事。太当回事的时候,子孙再不孝,历史依旧在子孙手上,未来在他们手中去展现。所以,我们对未来要有忧虑,但是,无论你忧虑与否,未来终究是在未来手中。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也要正视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不可控的东西。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心理、舆论的走向,社会群体存在动荡的状态,但是这几年以来,明显能看见社会心态的沉淀,主流民意聚集,舆论的相对保守化。总而言之,思想需要去批判,但是思想家不能作为救世主。   刘同学继续追问,当下中国社会群体中累积的不安、暴力,存在着“戾气”,也是一定程度上表现在群体之间的伤害,即使时间慢慢沉淀,但是这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短期内消逝,有时候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拉锯并没有消除,当这种矛盾或者是拉锯的临界点到最高的时候会爆发,那您觉得,是否存在良性机制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而不是非要等到矛盾爆发的一天再来解决。   张亮教授回答道,第一个问题,就我个人的感觉,这种代际的问题,我从来不打算改变别人的观点,我知道观点是不可改变的,改变此类观点最好的方式是代际的轮换。只有代际的自然的消退,观点成见和错误才能够消解。   第二个问题,“戾气”这个问题会不会激化,中国社会当下存在一些病症,但是“戾气”激化的可能性不大。从人的心态方面来看,国人的忧虑更多在经济,社会的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与消解。当然不排除激化的可能性,十八大以后,中国的问题在于未来五年后的经济发展,而非其他。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诚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的转型本身最根本。中国今天很多问题的解决,是以中国经济的一个积累与平稳状态有关,一旦这个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东西都会重新来过、逆转、甚至崩溃。     (四)   冯亚敏同学提出三个疑问,   一、主要想了解书写的性质与哲学思想史的关系,当时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包括本雅明的“引文写作”,维特根斯坦也运用类似“箴言体”,他后来的哲学研究里面基本上也是短句,包括我之前看的尼采和帕斯卡尔的联系,为什么在中欧,尤其是德国,德语区,为什么要用此类的语言去写作,当然每个人放在个人的环境里面都有个人机缘的原因,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总体性的思想背景,使得他们去做这样一种书写的改变。   二、就是张亮教授刚刚提到阿多诺的《美学》,在谈道德与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上给出的答案,不同于萨特和海德格尔给出的艺术哲学,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有一种分野,艺术哲学本身和世界关系的走向非常密切。不知道您对这样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三、最后八卦一下,您为什么之前研究德国哲学,后来去研究英国的新左派。   张亮教授笑言,首先从八卦开始回答,我自认为自己研究德国还是好的,比如黑格尔已经能够里面领域的专家对话。但是学术研究到最后的时候,可靠性与合法性很关键,我当时学了德语学了五年,英语学了二十年,后来发现,可能还需要二十年才能将德语变成一种工作语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资本的核算。走到我那个时候,语言是否能够用,存在着理性计算的结果和专业性考量的问题。      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用这种书写方式,这可以用两点来回答,第一,在这个时代, 19 世纪以后的学术生产,告别了匮乏,走向了爆发,这时候,注意力能够被关注到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当人们注意力涣散的时候,形式日益成为一个关键。因为内容本身很重要,但是内容比较多的时候,形式却变为一个关键。第二,无论是尼采还是本雅明,这些人都超越温饱,本雅明想过出一本全是引文的小册子,性格偏懦弱,甚至失败主义的倾向,更多是其性格使然逃避些东西。他们一方面是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在个人的生存在社会上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第二个问题,美学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现代主义之后,会被寄予很多的期望。技术的集权,集权就像病毒,已经实现对诸多领域的复制与攻占,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本雅明都发现,艺术是最后未被攻占的领域,因而在这里面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在 20 世纪美学、思想中间,艺术的作用在与,被认为最后一个未被攻陷的堡垒。美学更多的是讲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家。   (五)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5 级博士生吴煜昊存有两个疑问,   一、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候会存在某种程度的背离。   ​ 二、社会政策和政治政策向左而经济政策向右,抑或相反。比如当时“纳粹”德国,尤其是二战前的德国,经济政策一度向“左”的,社会经济分配政策向“左”的,但集权是一刻不停向“右”,包括其社会政策,对犹太人政策等,当然最后因为战争而失败了,我想问的时候,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这种方式最终会走向悬崖还是说成为一个历史的片段或者偶然,或者它自身走出一条路来。   张亮教授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比如到北京往哪儿走?很多问题是基于不同层面来提出,看起来像一个问题,然后却存在于不同层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哲学的高度,世界观的高度,他回答的问题,一定会很简单,所以马克思的解答,不能阶段我们今天具体化的问题。所谓“决定”是在哲学的抽象高度,所谓“不决定”,更多存在于在中观与微观层面中间。   关于纳粹德国的问题,迄今都不适合探讨,具有太多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但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现行的东西就是错的, 1940 年以前,没有人将纳粹当成邪恶,纳粹的上台是和德国经济相对下滑的时期,在那之前,它的投票率支持率等是和经济的下滑成比例的,在那之后,德国纳粹经济是上涨的,所以在当时,法兰克福学派仅仅批评其为资本主义新型的模式,存在一些集权的色彩,但当时并未与邪恶挂钩。在 1948 年以前,法兰克福学派都不认为纳粹是邪恶的,只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而非邪恶的。而后来,这种模式被证明,和纳粹主义结合之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所以现在并太适合探讨,我们对纳粹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纳粹”的认识,和对于作为一种徒有“纳粹”东西无法实现有效的分离。总的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今天的德国,作为纳粹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我们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吴煜昊同学继续追问:如何判断社会是打着左转灯向右拐,还是打着右转灯,向左转。   张亮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判断一个人的思想需要结合一个人的中年时期,我并不认为一个六十岁的时候有什么新思想,我们便可以从一个四十岁推测其七十岁,而不是从六十岁推测七十岁,社会也是一样。比如当下的中国存有一个基本的框架,有两个因素是不变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和合法性,另外一个社会非精英阶层的公平的价值的取向的追求,在我看来,这是比较明显的特点。剩下的东西,更多是工具性的。我们习惯既有的判断模式,是对前一步,再前一步的判断,经济的发展能够给社会足够的支撑,才能看见其基本的框架。现实主义,民族主义,鲜明的中国立场都是需要纳入的。可以肯定的是,并非用“左”右“概括。   (六)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5 级博士生张媛有两个问题,   一是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和平时研究方法的文本分析区别,独特性在哪。   二是《回到列宁》后文本学解读和老师您说文学学解读之间的关系。   张亮教授回答,在哲学中,术语与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概念,是具有纯粹的透明性的东西,在马克思口中,什么是概念,《资本论》前几章那几个词儿是概念,这几个词能够经得起攻击,保证有效性,剩下的,都是术语,术语具有此时此地性。文本学方法首先表达的是某种东西的不满,表达对某些大师级文本的致敬。文本学需要基于同情理解基础上的批判与超越。   末尾,胡翼青教授总结到,张亮教授是一个”借力打力“的人,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的涌现警句、名人名言,大家醍醐灌顶。在言语的交融与碰撞中,思想的火花不断激起与涌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三季第 19 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也落下帷幕。   文 / 黄贺铂   图片 / 曲飞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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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在我院举办

  5 月 29 日,由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与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战略规划与媒体融合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在费彝民楼四楼报告厅举行。来自全省主流媒体(集团)和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对江苏传媒产业发展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讨,为江苏传媒业界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论坛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丁和根教授主持。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卜宇,江苏省记协主席、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跃敏和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高度评价本次论坛的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丁和根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卜宇开幕致辞。 朱庆葆副书记为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颁发聘书。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双传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卜宇,江苏省记协主席、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跃敏,凤凰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现代快报社社长周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声,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华卫列,新华网江苏分公司总经理、总编辑徐寿泉等受聘为首批兼职研究员。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为兼职研究员颁发聘书。 论坛举办期间,先后有 20 多位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进行演讲发言,对当前传媒产业发展的各类问题进行研讨。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就“传统媒体的困境与突围之道”作主题演讲。他指出,传统媒体目前面临的困境是由于互联网对于社会和市场的重新构造导致的,传统媒体原有的“内容为王”、“渠道为王”两大优势在互联网背景之下逐渐被解构式毁坏,亟需建立关于内容、渠道的新思维、新范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主持大会演讲。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作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认为,传统媒体在于新媒体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把握好自身、把握好对手、把握好发展趋势,结合自身优势,采取相应的媒介融合方式。他强调,只有传媒行业制度的优化才能促进竞争和市场的优化,催生健康的媒介生态。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作主题演讲。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丽勇教授认为,我国整体广告市场的发展情况表明,刚刚过去的 2015 年是传统广告与数字营销之间的分水岭。他预测,随着广告主对数字营销的认知度、认同度大大提升,数字营销行业进入成熟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产业的完整生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丽勇教授作主题演讲。 来自业界的几位代表,则从各自媒体的实践出发,对新媒介生态环境中传媒产业的创新做了精彩的呈现和分析。 凤凰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现代快报社社长周斌就凤凰传媒集团在经营模式上的创新实践经验进行了分享。他表示,全媒体时代的出版产业要想突围,必须走出去,用国际视野整合资源,还要用供给侧的思维优化结构,强化资本变现能力和融合能力。 凤凰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现代快报社社长周斌作主题演讲。 淮安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王维国介绍了淮安报业集团发展探索多元化经营的实践。他认为,在传统报纸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的背景下,多元化经营已经是传统报业转型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传统报业转型的新驱动。 新华网江苏分公司总经理、总编辑徐寿泉对新华网江苏构建新型互联网运营多元化业态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他认为,在媒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媒体要做到“去媒体化”、“互联网化”、“产品化”、“专业化”、“资本化”、“职业化”,从内容、技术、渠道、平台、资本、管理等多方面实现经营转型突围。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突破与困境: 2016 年的江苏传媒产业”,同时设有“传媒产业发展:基于江苏的总体性考察”和“传媒产业发展:江苏实践的分行业探析”两个主题分论坛,为传媒业界与学界深入交流探讨搭建平台,为江苏传媒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柯高阳) 论坛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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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18期(总68期):成就卓越:传媒产品创新研究——一种行为与能力的分析范式:朱春阳教授

2016 年 5 月 13 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 18 期(总第 68 期)在费彝民楼 A 座 418 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他的博士论文《成就卓越:传媒产品创新研究——一种行为与能力的分析范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并按照惯例,向朱春阳教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文集。六十余名院内外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与讨论。   前奏 讲座伊始,朱教授感慨其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一定的渊源,在 2000 年硕士毕业之际,无论是硕士论文方面还是求职找工作方面,都有一些曲折,彼时的南京大学新闻系向其抛出了橄榄枝。而后朱教授考上了博士,丁柏铨老师的通情达理让其顺利去复旦大学继续博士生涯,也就搁浅了来南大的机会。 谈及博士论文,朱教授坦言博士刚入门就将目光聚焦在媒体的问题解决方案及供应商层面,更设想“媒体发展中遇见问题,我能否给它一个智力的支持”,作为张国良老师的学生,虽然张老师本身研究传播理论方向,但是允许他按照自己的爱好媒介管理方向发展。   博士论文的选题与理论 就具体的博士选题而言,朱教授回忆,当时的具体选题与 2000 年前后中国传媒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他观察到当时一大叠报纸从 1 , 2 毛买到 1 块不等,出现价格竞争的现象,但是内容高度同质化。报纸如何走出同质化这一问题,萦绕在他整个读博期间。就当时的情境,更多的是将同质化与创新对立着来看,走出同质化就是创新。 在博士论文的理论上,虽然更多的关注新闻业务层面,并非理论层面拓展,不过还是有理论层面的储备与奠基,包括阐述模仿与创新的模仿率,使用“创新的扩散”来阐释业市场新产品的市场扩散,解读新产品研究的案例,还有创新 创新经济学与模仿经济学等。在搜集这些理论资料的时候,更多的是参照其他人的博士论文,因为博士论文很高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的学术水准。在核心文献搜集层面,基于硕士论文的前车之鉴,在博士论文上,关于创新与模仿的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有所搜集,对理论演化的脉络,都能够清楚的掌握,与之对应的对产业的观察及其相应的变动都做到大量的积累。   关于博士论文的写作 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发现与创新的理解大有不同,比如说创新与模仿是对立的,从创新的扩散来看,模仿就是对创新经验的扩散,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相比之下,创新与管理的冲突值得深思与挖掘。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管理强调规则的稳定性,因此整个管理学派或者内涵对创新是排斥的,因为创新是对既有规则的颠覆与突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鲁克在其 80 多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创新与创业精神》,在其 80 多岁的时候,发现时过境迁,因为在这之前,新技术变化相对缓慢,管理占据了主流,与之对应的是,外部的环境变动相对缓慢,因此,管理强调了外部环境的稳定性是非常有效的。而创新却意味着外部环境变动非常剧烈,既有的经验迅速失效。在既有经验迅速失效的情况下,唯有创新来调整企业能力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企业适应新的变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持续。 在整个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常面临双重挑战,既要有对产业的观察,又要有满足博士论文的理论层面的诉求。朱教授没有按照通常意义的追求“面”上的东西,对经验层面的总结与解释,甚至当时想法就是毕业之后进证券公司而不是非要继续做学术,因此,与当时要求的博士论文的理论化方向有些许偏差。总的来说,博士论文的问题意识特别重要,现在很多博士论文看似很规范,但是纵观整篇博士论文,它们是被淹没在问题里面的,或者说问题过多,论文实际上强调需要有核心问题。 就博士论文对象的选取,则是从传媒的创新缩小到传媒产品的创新,并联结了新闻改革等其他方面的研究,转化成这个框架下的讨论,并在这个情境下做了一些概念与主体类型的界定。同时,还阐释传媒产品创新和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   博士论文的具体内容方面首先分析的是创新的要素。传媒作为产业市场结构中的一个单元,其创新行为要受到外部环境的规定;同时,传媒产品创新作为传媒创新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过程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又要受到组织制度、资源、理念、以及创新主体学识与传媒能力结构等的制约。因此,传媒产品创新的首要任务是要分析创新所要面临的主要行为与能力障碍,而突破这些障碍将成为传媒产品创新的基础性和经常性行为,也是传媒产品创新成为传媒成长方式的门槛。 接下来在第四章则在传媒产品创新效度问题中对创新时序层次的深入研究,对传媒产品创新活动中出现的率先创新、模仿创新与模仿三种传媒产品价值成长方式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其各自效度产生的条件以及提高效度的可能性策略。第五章更多是创新机遇分析与目标市场选择,产品设计规划层面,就传媒产品创新效度的空间层次进行分析。对传媒产品创新空间效度的确立常常沿袭这样的市场路线:传媒市场机遇→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由于和传媒产品市场对应的一般性商品市场的转型,传媒产品创新空间选择的效度指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第六章重点说明新创传媒产品的入市策略分析。第七章是对核心能力的扩张即传媒产品创新的规划与集团内多元化的产品创新规划做出具体的分析。 综上,朱教授认为媒介管理层面很多是关照现实层面,关注业界问题,使用业界的方式阐释论文。但这样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学界认为过多关照业界而忽视学界,忽视对理论的上升,媒介管理学关注、解决现实问题就容易出现研究的问题变成“快消品”的轨迹,作为高校的研究者,理论层面缺乏贡献的话,做的都是“快消品”,时间一过,意义就丧失。 2004 年底,中国报业网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传媒》杂志社两家媒体联系到朱教授,他们强调创新对中国传媒业非常重要,希望以朱教授的博士论文生成的书为底板,成立“中国传媒创新年会”。诚如前面的事例,媒介管理一方面需要回应业界现实发生的问题,从而使研究理论化,意义研究落地,但另一方面,这个领域也要满足高校,尤其是复旦这样的高校强调理论“深水静流”,因此,对理论者的要求,要有做精、做足、经得住考验的研究成果。因此,媒介管理学需要照顾到上述两个面向,在做学问中,要求对“术”的关注提高到“学”的关注上。   博士论文核心问题的继续: 一个产业的创新能力来自于哪里?   朱教授回望自己身的博士论文,更多在“术”的层面阐释,以单个的产品层面论述为主,与中国传媒业(尤其是当时的传统媒体)短兵相接,彼时的传媒业强调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战术与策略。 2005 年之后,朱教授研究转向产业层面,产业层面在对抗时间的流逝上,显得更强的对抗性。这个层面上观察其有效性,相对时间会长,因此, 2005 年之后,朱教授开始关注中国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首先就是报业的下滑,尤其是 2005 年报业的广告增幅首次低于国民经济增幅 , 是一个反常的态势,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行业广告增幅巨大。另外关注的两件事是韩国影视产业崛起的原因与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并思考全球第一大输出国的竞争优势为何无法扩散到影视产业? 细化以上问题,在部分年份,中国出口到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剧的总收入相当于韩剧出口的全世界排名第三位的中国区的总和还要低一些,为什么?为什么曾经有《还珠格格》横扫韩国荧屏,现在却搞不定了?前有《大长今》,后有都教授,为什么韩剧能够在中国火上十年,而且其品类覆盖非常广泛,中国海外的电视剧更多覆盖的是古装戏和武打戏,为什么?而且中国是世界第一位的电视剧生产大国,每年播出的电视剧是产量的三分之二不到,是一个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市场,但韩剧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非常高,而且现在扩展到了综艺类的节目,大量与韩国版权合作的综艺类节目在充斥着中国荧屏市场,为什么? 朱教授提出,近年我国国内关于学习韩国文化产业经验,强化政府对文化产业扶持的呼声。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对影视产业国有播出垄断力量的扶持力度并不低于韩国;而对以民营影视制作机构为主的竞争性生产力量的扶持却很少,产业开放度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2001 年,伴随着我国正式加入 WTO, 《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也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正式启动。中国目前是国际贸易的第一大输出国,但普通商品领域的国际贸易优势在文化产业并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从表面来看,文化产业整体上是属于顺差的,但主要集中于文化制造业,一旦涉及内容创意产业,马上就变成逆差了。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普通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来自于对国际一线品牌和技术的模仿,然后又以廉价的劳动力作为支撑,从而使产品在国际竞争时基于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获得比较竞争优势,人口红利是我国普通商品国际贸易利益获取第一位置的主要原因。而在内容创意产业模仿复制,意义不是非常大。影视产业的盈利与持续更多的是基于创新能力的培育。而中国整个产业走的是模仿的道路,而非创新。 接下来,中国影视产业如何培育道路,就以产业创新能力培育的基本的分析框架套路,这也是目前培养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价值取向,与一般性商品国际贸易扶持政策基本类似。朱教授再比较一下中国电影的国际与国内票房分布。从过去 10 年的数据来看,国内票房一路攀升, 2015 年总体上突破了 400 亿人民币;而国际票房却在 2010 年达到 35 亿多的历史最高水平后持续下滑,甚至在 2012 年跌到了 10.63 亿元,跌去了三分之二。从数据来看,国产电影国内票房是国际票房的 10 多倍,和美国电影的票房结构形成极大的反差,美国是国际票房占总票房的三分之二,国际票房占国内票房的十分之一。从数据分布的曲线来看,在 2010 年,我国电影的国内票房与国际票房开始分道扬镳,而在此之前,其国内与国际票房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 我国电影产业国际国内票房的比较, 2007 年国际票房高于国内票房,而且到了 2010 年国际票房达到历史最高点 35 亿多。但在国内票房快速崛起的同时,国际票房急剧地下滑。 2013 年,一位记者写了一篇报道,称赞中国电影海外电影市场本年度增长了 40% ,获得了喜人的成就。朱教授说,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感觉很诧异,前一年是 10 多亿,这一年也只是恢复到 14 亿左右,而最高的 2010 年则是 30 多个亿。所以媒体报道一定要从历史出发,不要光看前一年的。这容易闹笑话。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国产电影强大的国内电影票房营收能力没有转化为国际票房能力?中国国内票房的竞争力,为什么不能转化为国际票房的竞争力? 基于美国样本来看,如果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影视产业,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其原因是什么?基于美国样本的理论分析发现,共同消费品的文化贴现和市场大小的交互作用是拥有最大国内市场的国家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原因”( C. Hoskins & R. Mirus , 1988 )。何为“文化贴现”?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到另外一个国家销售时,因风俗、语言的差异而造成接受度的差异,所以和这个国家的同类型产品价格相比一定低于该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所以文化贴现反映了一个影视产品接受度的问题。而在世界范围最受欢迎的影片,也就是文化贴现(文化折扣)程度比较低的产品是武打片,为什么呢?因为武打片常常是见面什么话也不说,就开始打起来了,这个观众都能看得懂,而且语言和文化在其中的抑制作用相对有限。 从文化贴现视角来看,中美之间是有文化贴现的,但中韩之间的文化贴现相对比较小,因为中韩都属于东北亚儒家文化圈,韩剧里的道德伦理等元素基本是中国儒家文化流传下来的。中国与韩国相比,文化贴现接近,也就意味着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市场规模的大小,中国有超过 13 亿人口,韩国只有 4800 万人口。我们国家应该针对韩国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具有绝对优势,但中韩之间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却是严重的逆差,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了 1 : 10 。 究其原因,我国影视产业竞争是以省际为单位的,是一种“诸侯经济”的忧伤即大国经济规模,小国经济实现方式。一说文化立省、文化强省,全国超过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一哄而起。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文化产业资源均衡地分布在各个区域市场,这样的资源分割格局,很难形成资源的整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有竞争力的产业总是呈现不均衡分布。反过来说,中国的产业分布过于均衡。 就政策层面,朱教授考察的结论是,影视产业国际、国内政策的取向是会发生严重冲突和矛盾的:国际政策是希望“走出去”,但国内市场强化区域分割。资源的流动壁垒的形成最终消解了我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这一天然优势,“走出去工程”现实产业的基础就这样被消解了,而从美国、印度两个电影大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特点是资源的自由流动与成功聚合,美国有好莱坞,印度有“宝莱坞”,中国的“华莱坞”在哪里?在横店吗?在浙江吗?至少目前还看不出在哪里,因为资源大量地被分散到各地,无法形成一种集聚化的产业发展模式。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说,创新就是那些促进资源从效率低的环节流向效率高的环节的所有活动的总和。产业的集聚最终带来企业之间创新网络的形成,而我国目前大量的文化产业园区,企业只与政府发生关系,三年的优惠期满了之后就马上卷铺盖走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企业创新关系网络更是没有形成。 不过,朱教授认为“互联网 + ”是我国影视产业整合的一个机会。新媒体集团中, BAT 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中国超大国际市场规模的天然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 BAT 的眼里不存在区域分割、行业壁垒,而是全国性覆盖,形成覆盖全国的超大规模的资源整合平台。同时,朱教授提出,我国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培育政策健全优化的关键是要尽快消除影视产业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系统性矛盾,使中国的影视产业资源能够在国内实现不均衡的分布、自由地流动,实现产业资源能够顺畅地从效率低的环节向效率高的环节流动,进而形成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企业创新关系网络,为我国影视产业走出去提供坚实的基础。   讨论环节: 我院丁和根教授针对此次讲座就自己的感受进行了交流,他认为“互联网 + ”能够改变产业要素的集聚方式,文化创意产业的剖析不仅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还可以结合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方面做出更加全面的考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传播系姜照君老师,从创新关系网络视角入手,提出当前各地重复建设文化产业都是政府行为,但作为政府或者企业形成一个关系网络才不够被地方所复制,不知道朱教授对创新关系网络如何看待的,是否会继续探讨? 朱教授回答说,对这块的关注,一开始是基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但是这个模型不是适用所有的,也不是钻石模型的本意,现在更多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探讨产业间要素的相互影响,现在更多想从规制经济学和集群之间能否做一个简化的连接,理论层面更多从规制经济学、钻石模型,国际贸易理论,共同消费品两要素的分析框架交互使用。而文化产业的研究,曾经借用顾江教授关于亚洲的文化产品政策的研究,政策要素的影响机制框架出发。 姜照君老师感触到,怎么提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包括把产品上升到产业的研究,而且提出来数据,能否从数据看到更加深入的东西,从图表中看见现实的问题对其启发很大。 朱教授则回应道,从硕士、博士论文到现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能研究中会遇见更高程度理论的研究,但是我们需要清楚(媒介管理)专业的规定性与理论性,研究聚焦整个行业和当下发展迫切解决的问题,而非研究遥远的问题。另外,及早确定自己的兴趣点,不要在各个兴趣点来回的跳跃,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能够发言和发声时,是需要时间,盯着一个东西进行研究,所有的积累到最后都会有回报。   文 / 黄贺铂 摄影 / 曲飞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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